白居易与新乐府运动

白居易（图源网络）

　　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055一763)，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这场叛乱，破坏了中原地区的生产，动摇了唐朝的政治基础，削弱了唐朝的军事力量。叛乱虽然平定，继之而来的是藩镇割据，宦官专权，边防空虚，时有外敌入侵。战祸不停，赋役繁重。加上土地兼并激烈，农村两极分化，官僚地主的享乐生活与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形成鲜明的对比，阶级矛盾日趋尖锐。这是中唐新乐府运动所以兴起的社会根源。对此，学术界的认识是一致的。但仅仅是这样的认识，还嫌不够，还不能回答：为什么新乐府运动不迟不早、恰恰兴起于号称「中兴」(《旧唐书·宪宗纪下》)的元和初年呢？所以我以为还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

　　一

　　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唐宪宗比他的先帝们有振作朝廷的意愿，多少能够听朝臣们的谏诤，也多少改革一些前朝的恶政，所用宰相也还得人，因此，朝廷在政治上呈现唐中期未曾有过的气象，在军事上也就获得未曾有过的胜利。但是，唐宪宗基本上是腐朽势力的代表。当朝廷取得一些胜利显出优势以后，腐朽势力又统治着朝廷，已得的胜利和优势，恰恰有助于腐朽势力的更加强固，后来连作为代表的唐宪宗本人也被推倒。」这个论断，非常精辟。遗憾的是，范老没有说出「宰相」和「朝臣们」的姓名。而经过研究，可以发现在裴垍(jì)领导下，从贞元末至元和初，逐步组成了一个具有进步倾向的政治集团。

　　《旧唐书·裴垍传》中说：「(裴垍)作相之后，恳请旌别淑慝(nì)，杜绝蹊径，齐整法度，考课吏理，皆蒙(宪宗)垂意听纳。」封建史书对裴垍相业的评价，虽不免有溢美之词，但元和初年唐朝由中衰暂时转向「中兴」，确是与裴垍集团的努力分不开的。

　　裴垍集团的主要成员都是一些有才能的、力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年轻官员。其中有李绛、崔群、韦贯之、裴度，还有元稹和白居易等。他们的共同点是：敢于批评朝政，主张改革时弊。作为诗人的元、白，还另有特色，就是：他俩除了与他人一样陈述政见之外，还以文学为政治斗争的武器，创作了大量的讽渝诗，兴起了新乐府运动。

　　唐朝的文人，中进士或明经以后，还要经过吏部考试「身、言、书、判」合格，才能进入仕途。元、白都受裴垍赏识，同登拔萃科，俱授秘书省校书郎。元稹曾在悼念裴垍的《感梦》诗中说：「唯我与白生，感遇同所以。官学不同时，生小异乡里。拔我尘土中，使我名字美。美名何足多，深分从此始。」元和元年(806)，元、白又同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考试前，他俩同在长安华阳观进行准备，「揣摩当代之事」(白居易《策林序》)，「指病危言」(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并序》自注)，就是遵照裴垍对他俩的指示。

　　此后，元、白一直受到裴垍的提拔。《旧唐书·白居易传》说：「自雠校(指贞元十九年为秘书省校书郎)至结绶畿甸(指元和元年为盩厔县尉)，所著歌诗数十百篇，皆意存讽赋，箴时之病，补政之缺，而士君子多之，而往往流闻禁中。」白居易也曾写过一首《梦裴相公》诗，与元稹的《感梦》诗异口同声，感激裴垍对他俩的知遇。这种交谊，仅仅是私人的感恩戴德吗？不，元、白与裴垍，抱有挽救危亡的共同的政治理想。

　　白居易曾高度评价了裴垍的功业。元和三年(808)九月，裴垍为宰相，白居易为宪宗所撰的《除裴垍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制》中说：「在太宗时，实有房、杜，赞贞观之业。在玄宗时，则有姚、宋，辅开元之化。」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是唐朝最著名的四个宰相。白居易期望裴垍继之而起，「罔俾房、宋专美于前」。他把「中兴」唐朝的希望，寄托在裴垍身上。

　　在裴垍的领导、支持下，白居易在元和初年，对皇帝进行了勇敢的谏诤，向权幸进行了猛烈的战斗。

　　元和三年，应制举人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的对策，忤犯了权幸裴均、李吉甫等，考策官韦贯之等被贬为外官，覆策官裴垍被免内职。白居易上《论制科人状》，力言裴垍、韦贯之等「皆公忠正直」，不当黜责。

　　四年，宪宗因久旱，欲颁「德音」。李绛、白居易奏请：降系囚，蠲(juān)租税，放宫女，绝进奉，禁止掠卖良人等，宪宗采纳二人意见。

　　白居易曾多次在谏诤中指责皇帝：「陛下明降制旨，又自弃之，何以制驭四方？何以取信天下？」(《论裴均进奉银器状%「陛下宁忍徇下之情而自隳法制？」(《论承璀职名状》)

　　五年，元稹勇于弹劾，不避权势，遭到打击，自监察御史贬江陵府士曹参军，李绛、崔群均言元稹不当贬，白居易累疏切谏，《论元稹第三状》中大声疾呼：「今中官有罪，未见处置；御史无过，却先贬官。」

　　在一次谏诤中，他甚至还当众指摘宪宗：「陛下错！」使宪宗不能忍受。

　　从上面的事实可以看出，元和初年白居易对皇帝的谏诤，对权幸的战斗，是与裴垍集团成员互相配合，互相支持的。元稹也是这样(参阅拙著《元稹年谱》，齐鲁书社出版)。裴垍「好直」，一贯奖励官员行直道(他对无所「献纳」的严休复，进行过严肃的批评)。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元、白才有可能勇气百倍地对皇帝进行谏诤，对权幸进行战斗。元稹虽因此贬谪，也毫不畏缩，宣称「谏死是男儿」《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并序〕》)。而裴垍死后，元稹就变节了，承认「自从裴公无，吾道甘已矣」。他还叹息：「白生道亦孤，谗谤销骨髓。司马九江城，无人一言理。」(《感梦》)所谓「道」，指直道，即敢于对皇帝谏诤，对权幸战斗。白居易的表现怎样呢？裴垍死后，白居易写过「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悠悠身与世，从此两相弃」的诗句。诗的题目是《适意二首》，实际上内心是一片苦闷。他与元稹不同的是，他不愿「诡遇」而采取了明哲保身的消极态度。裴垍的存亡，影响元、白的政治态度如此深巨，从而反映出元和初年元、白敢于对皇帝谏诤，对权幸战斗，与裴垍的支持分不开的背景。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皇帝初即位，宰相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手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皇帝」指宪宗，「宰相」指裴垍。「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诗，指讽渝诗。因「难于指言」而创作讽渝诗，可见讽谕诗是变相的谏草，另一种形式的「启奏」。白居易依靠谁将讽渝诗「闻于上」呢？当然是这位「正人」宰相了。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裴垍是白居易元和初年大量创作讽渝诗，兴起新乐府运动的政治上的支持者。

　　将白居易的《新乐府》与他元和初年的「启奏」、《策林》相对照，可以看出它们的精神是相同的，例如：

　　白居易《寄唐生》诗中说他作「乐府诗」是：「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既然「启奏」、为制科考试作准备的《策林》、「愿得天子知」的《新乐府》，都是白居易向皇帝陈述政见之作，写作时间又相近，其精神当然是相同的。这是白居易创作《新乐府》的具体情况，由此出发，才能理解新乐府运动的成就和局限性。

　　表现在对诗歌的功能的理解上：白居易把讽渝诗当作变相的谏草，另一种形式的「启奏」，所以他明确提出《新乐府》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就是说：以诗歌反映社会现实，以诗歌推动政治改革，不是为诗歌而诗歌，这对新乐府运动的兴起，具有积极意义。他标举「六义」，继承《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批判「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的形式主义唯美主义诗歌，提出「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戒也。」这些对新乐府运动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总之，白居易把讽渝诗当作谏诤的手段之一。离开这个特点去分析《新乐府》和新乐府运动，是隔靴搔痒的。从政治上说，中唐新乐府运动是在裴垍的支持下兴起的，它可以说是裴垍集团的政治活动的一部分，起了积极的作用。对此，我们应有足够的认识，予以应得的评价。

　　二

　　新乐府运动的兴起，决定于中唐的社会状况，也依借于诗歌发展的内在条件。

　　我国古代主管音乐的官署称为「乐府」。乐府官署所采制的诗歌也称为「乐府」。后来，魏、晋至唐可以入乐的诗歌，以及仿乐府古题的作品，统称为「乐府」。「乐府」由官署名演变为诗体名。

　　郭茂倩《乐府诗集》有「近代曲辞」，首列隋炀帝《纪辽东二首》。又有「新乐府辞」，首列初唐谢偃《新曲》(《全唐诗》作《乐府新歌应教》)。为什么出现新曲、新歌呢？乐府诗的乐章固定，歌曲的牌名也固定。有些诗人不愿受旧曲调的限制，自度新曲，创制乐章和歌词。初唐以来，不乏其例。从乐府诗的发展来说，这是变革的先机。

　　「安史之乱」不仅是唐代政治上的大变动，在文学方面也发生很大的影响。杜甫写于战乱之中的《兵车行%「三吏」、「三别」、《悲青坂》、《悲陈陶》等诗，完全摆脱了古题乐府的束缚，使乐府诗在表现手法上获得更多的自由，能够更好地为反映现实服务。元稹《乐府古题序》说：「近代唯诗人杜甫……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余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赋拟古题。」所谓「即事名篇，无复倚傍」，就是完全根据诗歌的内容来确定篇名，不受任何乐府古题的限制。这是杜甫创作《兵车行》一类作品的重要特色，也是元稹、白居易推崇杜甫的主要原因。继承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即事名篇」的体裁，以加强诗歌的战斗力量，正适合时代的需要，所以古题乐府在元、白手里正式发展为新题乐府了。杜甫可以说是新乐府运动的先行者。另外，元结的诗歌创作与理论亦不能忽视。

　　杜甫写过《同元使君(舂陵行〉》，对元结(次山)的政事与创作，给予崇高的评价。元结《二风诗论》说：「吾欲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系乐府十二首》序云：「可以上感于上，下化于下。」他明确提出诗歌的规讽教育作用，为元、白发起新乐府运动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元结还注意联络志同道合的诗友。他赞美沈千运「独挺于流俗之中，强攘于已溺之后」，「朋友后生，稍见师效」(《箧中集序》)。他曾与刘湾等「咏歌夜久，赋诗言怀」，当场号召：「诸公尝欲变时俗之淫靡，为后生之规范，今夕岂不能道达情性，成一时之美乎？」《刘侍御月夜宴会序》)元结不仅个人努力，还注意团结诗友一齐奋斗，给元、白发起新乐府运动以组织上的启示。

　　杜甫、元结之外，顾况也是新乐府运动的先行者。张为《诗人主客图》以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元稹为「入室」，顾况为「升堂」，并说：「若主人门下处其客者，以法度一则也。」「法度」相同一语，揭示了时代较前的顾况已经先兆了元、白诗歌的某些特色。

　　刘熙载《艺概》说：「代匹夫匹妇语最难，盖饥寒劳困之苦，虽告人，人且不知，知之，必物我无间者也。杜少陵、元次山、白香山不但如身入闾阎，目击其事，直与疾病之在身者无异。」他只指出杜甫、元结、白居易的乐府诗在反映社会现实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还嫌不够。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角度来说，(一)杜甫发现元结，「感而有诗，增诸卷轴」。(二)元结发现沈千运等七人，编其诗为《箧中集》，「传之亲故」。(三)白居易发现唐衢、邓鲂(参阅白居易《伤唐衢二首》、《读邓鲂诗》等)、李绅(公垂)、元稹等，就联合起来，共同创作，此唱彼和，扩大影响，一时形成风气。元结的做法，比杜甫进了一步；白居易的做法，比元结又进了一步。正是在白居易的提倡下，把「新乐府」的创作，从个别人的分散行动，推进到一批人共同行动的新阶段，这就是我们所称道的中唐新乐府运动。

　　三

　　新乐府运动是诸多诗人共同努力而形成的，象李绅、元稹、张籍、王建等，都是积极的参加者，他们在这一诗坛活动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李绅先作「乐府新题二十首」，已佚。元稹赞扬李诗「雅有所谓，不虚为文」(《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序)，可见李诗与白居易「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寄唐生》)的精神是一致的。

　　元稹作「新题乐府十二首」』在李绅之后，白居易之前。元稹撰《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系统地阐述诗歌理论，正式提出尊杜观点，也在白居易写《与元九书》之前。在理论上和创作上，元稹给白居易以不小的启发，但元的成就却不如白。

　　将元的「新题乐府」十二首与白的《新乐府》五十首作一比较，可以发现二者在选材、命意、表现手法等方面各有特色，而元不如白之处是：(一)元诗十二首，前后排列，无条理可言；白诗五十首，有完整的结构，次序明晰。(二)元诗未采取「首句标其目」和题下有小序的作法，不如白诗一目了然。(三)元诗往往一题包括数义，内容比较庞杂；白诗每首咏一事，持一旨，不杂不复。(四)元诗叙事，有的比较浮泛，不如白诗深刻。元诗用典，有的稍觉迂远，不如白诗贴切。(五)元诗的造句，尚拘守七言古诗形式，不如白诗行文自由。元诗的用字，有时尚嫌晦涩，不如白诗语言流畅，娓娓动人。

　　张籍(文昌)、王建(仲初)创作乐府诗，在李绅、元、白之前。何世璂《然灯纪闻》说：「元、白、张、王诸作，不袭前人乐府之貌而能得其神者，乃真乐府也。」这是说他们属于一个流派。当然同中有异，张戒《岁寒堂诗话》说：「张司业诗，与元、白一律，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但白才多而意切，张思深而语精，元体轻而词躁尔。」刘熙载《艺概》说：「白香山乐府与张文昌、王仲初同为自出新意，其不同者在此平旷而彼峭窄耳。」张、王二人，虽然齐名，也各有特色。王世贞《艺苑卮言》说：「乐府之所贵者，事与情而已。张籍善言情，王建善征事。」前人这些评论，可供我们参考。

　　总的来说，张、王乐府诗的成就不如元、白。张、王乐府诗，篇幅比元、白要短，描写不如白居易细腻。张、王擅长以简炼的语言对社会现象进行概括，往往以一两句话对黑暗现实作出尖锐的讽刺。当时，张、王的政治地位和文学名声，都比元、白低，张、王诗歌所起的影响比元、白小，但张、王各以创作参加新乐府运动，增大了运动的声势。

　　四

　　白居易在「新乐府」上的成就不仅在其诗友李绅、元稹以及张籍、王建等人之上，其创作对我国诗史也是一个崭新的发展。当然白诗不是、也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

　　白居易在《新乐府》总序中说：「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这段话说出了《新乐府》体裁上的特色：(一)他大量运用了三、七言相间杂的句法，参用了五、六、九、十、十一、十二字「杂言」的句法，又采用了叠字法，使《新乐府》写得活泼、多变化，便于表达内容。(二)他继承《诗经》的传统：《毛诗》有大序，《新乐府》有总序。《毛诗》每篇有小序，《新乐府》每首也有小序。《诗经》以每首的首句为题，《新乐府》基本上也是这样。《诗经》大多在每篇末章，阐发题义，《新乐府》也于每首最末几句，揭示全首的主题思想及作者的用意所在。

　　在白居易之前的唐代诗人中，顾况曾进行过这种写作方法的尝试。对照之下，可以看出白居易《新乐府》每首有小序以及「首句标其目」这一体制的形成，受到了顾况的启发。

　　「首句标其目」的好处是开门见山，「卒章显其志」的好处是画龙点睛。都是为了给读者以明朗的印象。但一首诗是一件完整的艺术品，「首句」和「卒章」只是其中的两个组成部分，就拿山、龙来比吧，山不好，开门有什么可看的？龙画得不好，点睛有什么意义？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这种写作方法。

　　从思想内容方面看，白居易的五十首新乐府诗，从太宗创业、玄宗失政一直写到宪宗时事，广泛地反映了唐朝一百九十年间政治、经济、宗教、风俗、文艺、少数民族等方面的重大问题。我们读《新乐府》时，要注意到诗中所涉及的问题，由于时间不同，性质有异。例如：在唐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上，《新丰折臂翁》所反对的是玄宗后期对南诏的穷兵黩武的战争，而《西凉伎》所谴责的是中唐时期河西、陇右为吐蕃贵族侵占，坐拥重兵的唐将，不图收复，反而欣赏狮子舞。两诗结合起来看，才能全面了解白居易的思想倾向。

　　《新乐府》贯彻了《诗经》「美刺比兴」的精神。五十首诗，有「美」有「刺」。例如：(一)《道州民》的小序：「美臣遇明主也。」这是纯「美」的一首诗。(二)《两朱阁》的小序：「刺佛寺寖多也。」这是纯「刺」的一首诗。(三)《城盐州》的小序：「美圣谟而诮边将也。」这是有「美」有「刺」的一首诗。(四)《七德舞》中「美」太宗将「怨女三千放出宫」的「仁政」，《上阳白发人》中「刺」玄宗使宫女「一生遂向空房宿」的虐政，一个问题的「美」与「刺」，分别见于两首诗中，需要对照起来看。爱憎分明的白居易，灵活地运用了「美」与「刺」的手法。由于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统治阶级可「美」的东西不如可「刺」的东西多，所以五十首诗中「刺」所占的比重很大。白居易不是为讽刺而讽刺，是为了争取实行「仁政」而抨击虐政，为了维护正面事物而揭露反面事物。

　　前辈诗人作品中的进步的思想内容，对白居易创作《新乐府》是有启发作用的。以顾况《行路难三首》的第三首与白居易《海漫漫》为例，二诗都为反对求仙(即求长生不老)而作。白诗中关于「秦皇汉武」求长生不老而事与愿违的大段描写，乃是顾诗「秦皇汉武遭不脱」一句的发展；白诗以「何况玄元圣祖五千言：不言药，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为结束，抬出唐朝皇帝所攀认的祖先──老子，以标明祖宗垂戒子孙之意，比顾诗「汝独何人学神仙」的结语，更有说服力。

　　据白居易自述，「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与元九书》)，《新乐府》中所「刺」的对象，就有「难于指言」而隐寓其人者。例如：《天可度》的小序：「恶诈人也。」结语：「君不见：李义府之辈笑欣欣，笑中有刀潜杀人？阴阳神变皆可测，不测人间笑是瞋。」「诈人」(即「李义府之辈」)指谁呢？陈寅恪考为李吉甫。我们可以从《新唐书·裴垍传》等史料看出李吉甫是裴垍集团的政敌，而白居易是裴垍集团的重要成员。读《天可度》等诗，有助于我们对中唐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与斗争的了解。

　　白居易说《新乐府》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从愿望说，这是善良的；从理论说，这是错误的。因为：在阶级对立的封建社会里，不存在既「为君」、「为臣」又「为民」、「为物」的超阶级的「仁政」。善良的愿望，使《新乐府》写得十分激动人心；理论的错误，则给创作带来了局限。

　　《新乐府》中有明显的「美」化唐朝皇帝的倾向。《城盐州》说「德宗按图自定计，非关将略与庙谋」，就不符合历史的真相。《牡丹芳》说「少回卿士爱花心，同似吾君忧稼穑」，更是为宪宗涂脂抹粉，而清高宗却认为白居易描写「元和天子忧农桑」一段是「正意」(《唐宋诗醇》)。《捕蝗》说：「我闻古之良吏有善政，以政驱蝗蝗出境。又闻贞观之初道欲昌，文皇仰天吞一蝗。一人有庆兆民赖，是岁虽蝗不为害。」这种见解，不仅今天看来是错误的，即与唐朝「姚崇之法」相比，也显得迂腐，而清高宗却认为：「诗意不主捕蝗，正以有向上一层在。」我们所认为的《新乐府》中的不足之处，却是清高宗所欣赏的最佳之处，不正好反映出白诗的阶级性吗？

　　《新乐府》中猛烈抨击「害民」的「贪吏」、「蔽君」的「奸臣」，而尽量避免「刺」痛皇帝。《上阳白发人》渲染「怨旷」宫女之「苦」，旨在引起皇帝的怜悯之情，实行「仁政」。《杜陵叟》同情农民之「困」，但揭露的矛头只指向「急敛暴征」的「长吏」，宣扬皇帝之「心」是「侧隐」的。《缭绫》慨叹女工之「劳」，批评「昭阳舞人」不知爱惜，回避了皇帝的罪责。《上阳白发人》、《杜陵叟》、《缭绫》是五十首中写得较好的三首诗，也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的局限。

　　从艺术形式方面来看，「比」与「兴」是我国古代文学写作的两种手法。「比」是譬喻，「兴」是寄托。由于「比」与「兴」往往难于区别，所以后来两个字被合成为一个词，白居易也是这样用的。他将「比兴」解释为「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0与元九书%，就是借此喻彼的意思。《新乐府》中对「比兴」手法的运用，变化多端，构思精巧。读者不仅要看到形象本身的思想意义，还要进一步看出白居易的寄托。

　　第一类明显的，如：

　　《太行路》，小序指出「借夫妇以讽君臣之不终也」，诗中也点明「不独人间夫与妻，近代君臣亦如此」。白居易的命意，读者一眼看出。

　　第二类隐寓的，如：

　　《黑龙潭》，小序指出「疾贪吏也」，但诗中没有明写贪吏，而是以「龙神」比皇帝，以「林鼠山狐」比贪吏，以「豚」比人民。诗的结语是「狐假龙神食豚尽，九重泉底龙知无？」虽未明写，读者能够领会白居易的寓意：贪吏已把民脂民膏吸尽了，高高在上的皇帝知不知呀？

　　第三类由读者联想的，如：

　　《井底引银瓶》，诗的开头说：「井底引银瓶，银瓶欲上丝绳绝。石上磨玉簪，玉簪欲成中央折。」瓶、簪的「比兴」作用，在于引出封建社会的一幕爱情悲剧。诗中所反映的是一个天真纯洁的少女，被负心男子「始乱终弃」而「悲羞归不得」的不幸遭遇。诗的结尾说：「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即劝告妇女要慎重对待婚姻问题，不可轻率从事。正如小序所说「止淫奔也」(为封建礼法说教)。一般读者不认为白居易别有寓意，而身遭滴戍的杨慎认为，此诗以「女不可轻于许人」比「士不可轻于从仕」(《升庵诗话》)。这个例子说明：《新乐府》中某些诗篇有无更多的寄托，随着读者的不同经验，可以产生各种联想。

　　顺便说一说，白居易运用「比兴」手法，有些地方借鉴于顾况而更为成功。顾况有一首《送别日晚歌》，周敬云：「此感君臣遇合之晚，记妇人望夫之辞以致慨也。」(《唐诗选脉会通》)唐汝询云：「此为妇人望夫之辞，以记君臣遇合之晚也。」(《唐诗解》)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君为臣纲」，「夫为妻纲」，所以顾、白都借夫妻关系比君臣关系。顾况《送别日晚歌》云：「老不可兮更少」，是妻恐「色衰」而为夫所弃；白居易《太行路》云：「古称色衰相弃背，当时美人犹怨悔。何况如今鸾镜中，妾颜未改君心改」，是妻「色」尚未「衰」而已为夫所弃。白诗更加形容出君臣关系之难测。白诗借鉴于顾而比顾更为深刻。

　　白居易说《新乐府》「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渝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为了达到这四点要求，他做了多方面的努力。

　　诗歌的篇幅有限。白居易为了取得较好的效果，在有限的篇幅内，简化头绪，突出主题。即使写同一题材，也是每首各有侧重(例如：五十首诗中有几首是咏男女关系的，但《李夫人》是谏皇帝，《井底引银瓶》是劝女子，《古冢狐》是警告男子)。这样，可以集中描写，描写得细致深刻，使诗歌的形象格外鲜明。王若虚《滹南遗老集·诗话》说：「乐天之诗，情致曲尽，入人肝脾。」潘德舆《养一斋诗话》说：「乐天惟乐府曲中人心，历劫不朽。」可谓知言。

　　白居易充分利用民间的口语，尽量把《新乐府》写得通俗些。这样，容易读懂，便于记诵，可以掌握广大群众。赵翼赞美白居易用「口头语」，说「世徒以轻俗訾之，此不知诗者也」(《瓯北诗话》)。刘熙载指出：「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艺概》)这些评论，是恰当的。

　　白居易虚心学习民间文学，将古体诗与民歌体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新乐府》的特色：诗句长短参差，生动活泼，具有巨大的表现力。在白居易的前辈诗人中，顾况比较重视民歌，从中汲取营养，以为创新的借鉴。顾况《李供奉弹箜篌歌》叠字双声以及三、五、七、十、十一字交叉运用的句式，开了白居易《新乐府》的先河。怎样将文人诗歌与民歌熔于一炉？顾况作了可贵的探索，经过白居易的努力，达到成熟的艺术境界。

　　白居易在新乐府诗的创作中，还注意诗歌的色彩美和音乐美。色彩上，白居易基本上用白描的笔法，勾勒出一幅幅唐代社会生活的图景，但其中也有工笔重彩，如《牡丹芳》就以绚丽的彩笔，渲染出牡丹的妖艳。音律上，白居易注意或平或仄，灵活换韵，五十首诗读来都有音乐感，和谐铿锵，抑扬顿挫，增加了诗歌的感染力。

　　向新的方向探索，不免要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白居易自己也认识到这点。他对元稹说过：「共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则辞繁，意太切则言激。然与足下为文，所长在于此，所病亦在于此。」《和答诗十首》序)这一段话，是针对着包括《新乐府》在内的「讽谕诗」说的。白居易清醒地看到自己的「所长」与「所病」。白说《新乐府》「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是指他的「所长」而言。诗话中批评元、白诗「太直」，则指其「病」。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待这个问题。

　　综上所述，白居易远承《诗经》，近法杜甫，吸取汉、魏以来乐府诗的精华，转益多师，后来居上。他进行理论宣传，注意组织起来，成功地领导了新乐府运动。他所写的讽谕诗，反映民间疾苦，抨击黑暗现实，企图上达皇帝，改革弊政，虽然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利于人民的，仍具有进步性。他的《新乐府》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并传播到友好的邻邦。白居易作为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在我国诗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附记：建国以来，国内对白居易及其诗歌的研究，取得很大成绩。前辈如陈寅恪教授，友人如霍松林、苏渊雷等教授，均有专著，俱已再版，可见国内研究白诗气氛之浓厚。今撰此小文，对于相同的意见，说得较简，以免多占篇幅；对于可以补充的看法，说得稍详，以供青年同志们参考。

　　注：本文摘自互联网，作者：卞孝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