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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与新乐府运动

选择字号: 超大 标准 zhscwx 发布于2018-12-05 属于 理论 栏目  0个评论 32人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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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图源网络)


  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055一763),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这场叛乱,破坏了中原地区的生产,动摇了唐朝的政治基础,削弱了唐朝的军事力量。叛乱虽然平定,继之而来的是藩镇割据,宦官专权,边防空虚,时有外敌入侵。战祸不停,赋役繁重。加上土地兼并激烈,农村两极分化,官僚地主的享乐生活与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形成鲜明的对比,阶级矛盾日趋尖锐。这是中唐新乐府运动所以兴起的社会根源。对此,学术界的认识是一致的。但仅仅是这样的认识,还嫌不够,还不能回答:为什么新乐府运动不迟不早、恰恰兴起于号称「中兴」(《旧唐书·宪宗纪下》)的元和初年呢?所以我以为还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


  一


  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唐宪宗比他的先帝们有振作朝廷的意愿,多少能够听朝臣们的谏诤,也多少改革一些前朝的恶政,所用宰相也还得人,因此,朝廷在政治上呈现唐中期未曾有过的气象,在军事上也就获得未曾有过的胜利。但是,唐宪宗基本上是腐朽势力的代表。当朝廷取得一些胜利显出优势以后,腐朽势力又统治着朝廷,已得的胜利和优势,恰恰有助于腐朽势力的更加强固,后来连作为代表的唐宪宗本人也被推倒。」这个论断,非常精辟。遗憾的是,范老没有说出「宰相」和「朝臣们」的姓名。而经过研究,可以发现在裴垍(jì)领导下,从贞元末至元和初,逐步组成了一个具有进步倾向的政治集团。


  《旧唐书·裴垍传》中说:「(裴垍)作相之后,恳请旌别淑慝(nì),杜绝蹊径,齐整法度,考课吏理,皆蒙(宪宗)垂意听纳。」封建史书对裴垍相业的评价,虽不免有溢美之词,但元和初年唐朝由中衰暂时转向「中兴」,确是与裴垍集团的努力分不开的。


  裴垍集团的主要成员都是一些有才能的、力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年轻官员。其中有李绛、崔群、韦贯之、裴度,还有元稹和白居易等。他们的共同点是:敢于批评朝政,主张改革时弊。作为诗人的元、白,还另有特色,就是:他俩除了与他人一样陈述政见之外,还以文学为政治斗争的武器,创作了大量的讽渝诗,兴起了新乐府运动。


  唐朝的文人,中进士或明经以后,还要经过吏部考试「身、言、书、判」合格,才能进入仕途。元、白都受裴垍赏识,同登拔萃科,俱授秘书省校书郎。元稹曾在悼念裴垍的《感梦》诗中说:「唯我与白生,感遇同所以。官学不同时,生小异乡里。拔我尘土中,使我名字美。美名何足多,深分从此始。」元和元年(806),元、白又同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考试前,他俩同在长安华阳观进行准备,「揣摩当代之事」(白居易《策林序》),「指病危言」(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并序》自注),就是遵照裴垍对他俩的指示。


  此后,元、白一直受到裴垍的提拔。《旧唐书·白居易传》说:「自雠校(指贞元十九年为秘书省校书郎)至结绶畿甸(指元和元年为盩厔县尉),所著歌诗数十百篇,皆意存讽赋,箴时之病,补政之缺,而士君子多之,而往往流闻禁中。」白居易也曾写过一首《梦裴相公》诗,与元稹的《感梦》诗异口同声,感激裴垍对他俩的知遇。这种交谊,仅仅是私人的感恩戴德吗?不,元、白与裴垍,抱有挽救危亡的共同的政治理想。


  白居易曾高度评价了裴垍的功业。元和三年(808)九月,裴垍为宰相,白居易为宪宗所撰的《除裴垍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制》中说:「在太宗时,实有房、杜,赞贞观之业。在玄宗时,则有姚、宋,辅开元之化。」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是唐朝最著名的四个宰相。白居易期望裴垍继之而起,「罔俾房、宋专美于前」。他把「中兴」唐朝的希望,寄托在裴垍身上。


  在裴垍的领导、支持下,白居易在元和初年,对皇帝进行了勇敢的谏诤,向权幸进行了猛烈的战斗。


  元和三年,应制举人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的对策,忤犯了权幸裴均、李吉甫等,考策官韦贯之等被贬为外官,覆策官裴垍被免内职。白居易上《论制科人状》,力言裴垍、韦贯之等「皆公忠正直」,不当黜责。


  四年,宪宗因久旱,欲颁「德音」。李绛、白居易奏请:降系囚,蠲(juān)租税,放宫女,绝进奉,禁止掠卖良人等,宪宗采纳二人意见。


  白居易曾多次在谏诤中指责皇帝:「陛下明降制旨,又自弃之,何以制驭四方?何以取信天下?」(《论裴均进奉银器状%「陛下宁忍徇下之情而自隳法制?」(《论承璀职名状》)


  五年,元稹勇于弹劾,不避权势,遭到打击,自监察御史贬江陵府士曹参军,李绛、崔群均言元稹不当贬,白居易累疏切谏,《论元稹第三状》中大声疾呼:「今中官有罪,未见处置;御史无过,却先贬官。」


  在一次谏诤中,他甚至还当众指摘宪宗:「陛下错!」使宪宗不能忍受。


  从上面的事实可以看出,元和初年白居易对皇帝的谏诤,对权幸的战斗,是与裴垍集团成员互相配合,互相支持的。元稹也是这样(参阅拙著《元稹年谱》,齐鲁书社出版)。裴垍「好直」,一贯奖励官员行直道(他对无所「献纳」的严休复,进行过严肃的批评)。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元、白才有可能勇气百倍地对皇帝进行谏诤,对权幸进行战斗。元稹虽因此贬谪,也毫不畏缩,宣称「谏死是男儿」《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并序〕》)。而裴垍死后,元稹就变节了,承认「自从裴公无,吾道甘已矣」。他还叹息:「白生道亦孤,谗谤销骨髓。司马九江城,无人一言理。」(《感梦》)所谓「道」,指直道,即敢于对皇帝谏诤,对权幸战斗。白居易的表现怎样呢?裴垍死后,白居易写过「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悠悠身与世,从此两相弃」的诗句。诗的题目是《适意二首》,实际上内心是一片苦闷。他与元稹不同的是,他不愿「诡遇」而采取了明哲保身的消极态度。裴垍的存亡,影响元、白的政治态度如此深巨,从而反映出元和初年元、白敢于对皇帝谏诤,对权幸战斗,与裴垍的支持分不开的背景。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皇帝初即位,宰相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手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皇帝」指宪宗,「宰相」指裴垍。「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诗,指讽渝诗。因「难于指言」而创作讽渝诗,可见讽谕诗是变相的谏草,另一种形式的「启奏」。白居易依靠谁将讽渝诗「闻于上」呢?当然是这位「正人」宰相了。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裴垍是白居易元和初年大量创作讽渝诗,兴起新乐府运动的政治上的支持者。


  将白居易的《新乐府》与他元和初年的「启奏」、《策林》相对照,可以看出它们的精神是相同的,例如:


  白居易《寄唐生》诗中说他作「乐府诗」是:「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既然「启奏」、为制科考试作准备的《策林》、「愿得天子知」的《新乐府》,都是白居易向皇帝陈述政见之作,写作时间又相近,其精神当然是相同的。这是白居易创作《新乐府》的具体情况,由此出发,才能理解新乐府运动的成就和局限性。


  表现在对诗歌的功能的理解上:白居易把讽渝诗当作变相的谏草,另一种形式的「启奏」,所以他明确提出《新乐府》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就是说:以诗歌反映社会现实,以诗歌推动政治改革,不是为诗歌而诗歌,这对新乐府运动的兴起,具有积极意义。他标举「六义」,继承《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批判「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的形式主义唯美主义诗歌,提出「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戒也。」这些对新乐府运动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总之,白居易把讽渝诗当作谏诤的手段之一。离开这个特点去分析《新乐府》和新乐府运动,是隔靴搔痒的。从政治上说,中唐新乐府运动是在裴垍的支持下兴起的,它可以说是裴垍集团的政治活动的一部分,起了积极的作用。对此,我们应有足够的认识,予以应得的评价。


  二


  新乐府运动的兴起,决定于中唐的社会状况,也依借于诗歌发展的内在条件。


  我国古代主管音乐的官署称为「乐府」。乐府官署所采制的诗歌也称为「乐府」。后来,魏、晋至唐可以入乐的诗歌,以及仿乐府古题的作品,统称为「乐府」。「乐府」由官署名演变为诗体名。


  郭茂倩《乐府诗集》有「近代曲辞」,首列隋炀帝《纪辽东二首》。又有「新乐府辞」,首列初唐谢偃《新曲》(《全唐诗》作《乐府新歌应教》)。为什么出现新曲、新歌呢?乐府诗的乐章固定,歌曲的牌名也固定。有些诗人不愿受旧曲调的限制,自度新曲,创制乐章和歌词。初唐以来,不乏其例。从乐府诗的发展来说,这是变革的先机。


  「安史之乱」不仅是唐代政治上的大变动,在文学方面也发生很大的影响。杜甫写于战乱之中的《兵车行%「三吏」、「三别」、《悲青坂》、《悲陈陶》等诗,完全摆脱了古题乐府的束缚,使乐府诗在表现手法上获得更多的自由,能够更好地为反映现实服务。元稹《乐府古题序》说:「近代唯诗人杜甫……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余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赋拟古题。」所谓「即事名篇,无复倚傍」,就是完全根据诗歌的内容来确定篇名,不受任何乐府古题的限制。这是杜甫创作《兵车行》一类作品的重要特色,也是元稹、白居易推崇杜甫的主要原因。继承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即事名篇」的体裁,以加强诗歌的战斗力量,正适合时代的需要,所以古题乐府在元、白手里正式发展为新题乐府了。杜甫可以说是新乐府运动的先行者。另外,元结的诗歌创作与理论亦不能忽视。


  杜甫写过《同元使君(舂陵行〉》,对元结(次山)的政事与创作,给予崇高的评价。元结《二风诗论》说:「吾欲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系乐府十二首》序云:「可以上感于上,下化于下。」他明确提出诗歌的规讽教育作用,为元、白发起新乐府运动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元结还注意联络志同道合的诗友。他赞美沈千运「独挺于流俗之中,强攘于已溺之后」,「朋友后生,稍见师效」(《箧中集序》)。他曾与刘湾等「咏歌夜久,赋诗言怀」,当场号召:「诸公尝欲变时俗之淫靡,为后生之规范,今夕岂不能道达情性,成一时之美乎?」《刘侍御月夜宴会序》)元结不仅个人努力,还注意团结诗友一齐奋斗,给元、白发起新乐府运动以组织上的启示。


  杜甫、元结之外,顾况也是新乐府运动的先行者。张为《诗人主客图》以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元稹为「入室」,顾况为「升堂」,并说:「若主人门下处其客者,以法度一则也。」「法度」相同一语,揭示了时代较前的顾况已经先兆了元、白诗歌的某些特色。


  刘熙载《艺概》说:「代匹夫匹妇语最难,盖饥寒劳困之苦,虽告人,人且不知,知之,必物我无间者也。杜少陵、元次山、白香山不但如身入闾阎,目击其事,直与疾病之在身者无异。」他只指出杜甫、元结、白居易的乐府诗在反映社会现实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还嫌不够。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角度来说,(一)杜甫发现元结,「感而有诗,增诸卷轴」。(二)元结发现沈千运等七人,编其诗为《箧中集》,「传之亲故」。(三)白居易发现唐衢、邓鲂(参阅白居易《伤唐衢二首》、《读邓鲂诗》等)、李绅(公垂)、元稹等,就联合起来,共同创作,此唱彼和,扩大影响,一时形成风气。元结的做法,比杜甫进了一步;白居易的做法,比元结又进了一步。正是在白居易的提倡下,把「新乐府」的创作,从个别人的分散行动,推进到一批人共同行动的新阶段,这就是我们所称道的中唐新乐府运动。


  三


  新乐府运动是诸多诗人共同努力而形成的,象李绅、元稹、张籍、王建等,都是积极的参加者,他们在这一诗坛活动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李绅先作「乐府新题二十首」,已佚。元稹赞扬李诗「雅有所谓,不虚为文」(《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序),可见李诗与白居易「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寄唐生》)的精神是一致的。


  元稹作「新题乐府十二首」』在李绅之后,白居易之前。元稹撰《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系统地阐述诗歌理论,正式提出尊杜观点,也在白居易写《与元九书》之前。在理论上和创作上,元稹给白居易以不小的启发,但元的成就却不如白。


  将元的「新题乐府」十二首与白的《新乐府》五十首作一比较,可以发现二者在选材、命意、表现手法等方面各有特色,而元不如白之处是:(一)元诗十二首,前后排列,无条理可言;白诗五十首,有完整的结构,次序明晰。(二)元诗未采取「首句标其目」和题下有小序的作法,不如白诗一目了然。(三)元诗往往一题包括数义,内容比较庞杂;白诗每首咏一事,持一旨,不杂不复。(四)元诗叙事,有的比较浮泛,不如白诗深刻。元诗用典,有的稍觉迂远,不如白诗贴切。(五)元诗的造句,尚拘守七言古诗形式,不如白诗行文自由。元诗的用字,有时尚嫌晦涩,不如白诗语言流畅,娓娓动人。


  张籍(文昌)、王建(仲初)创作乐府诗,在李绅、元、白之前。何世璂《然灯纪闻》说:「元、白、张、王诸作,不袭前人乐府之貌而能得其神者,乃真乐府也。」这是说他们属于一个流派。当然同中有异,张戒《岁寒堂诗话》说:「张司业诗,与元、白一律,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但白才多而意切,张思深而语精,元体轻而词躁尔。」刘熙载《艺概》说:「白香山乐府与张文昌、王仲初同为自出新意,其不同者在此平旷而彼峭窄耳。」张、王二人,虽然齐名,也各有特色。王世贞《艺苑卮言》说:「乐府之所贵者,事与情而已。张籍善言情,王建善征事。」前人这些评论,可供我们参考。


  总的来说,张、王乐府诗的成就不如元、白。张、王乐府诗,篇幅比元、白要短,描写不如白居易细腻。张、王擅长以简炼的语言对社会现象进行概括,往往以一两句话对黑暗现实作出尖锐的讽刺。当时,张、王的政治地位和文学名声,都比元、白低,张、王诗歌所起的影响比元、白小,但张、王各以创作参加新乐府运动,增大了运动的声势。


  四


  白居易在「新乐府」上的成就不仅在其诗友李绅、元稹以及张籍、王建等人之上,其创作对我国诗史也是一个崭新的发展。当然白诗不是、也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


  白居易在《新乐府》总序中说:「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这段话说出了《新乐府》体裁上的特色:(一)他大量运用了三、七言相间杂的句法,参用了五、六、九、十、十一、十二字「杂言」的句法,又采用了叠字法,使《新乐府》写得活泼、多变化,便于表达内容。(二)他继承《诗经》的传统:《毛诗》有大序,《新乐府》有总序。《毛诗》每篇有小序,《新乐府》每首也有小序。《诗经》以每首的首句为题,《新乐府》基本上也是这样。《诗经》大多在每篇末章,阐发题义,《新乐府》也于每首最末几句,揭示全首的主题思想及作者的用意所在。


  在白居易之前的唐代诗人中,顾况曾进行过这种写作方法的尝试。对照之下,可以看出白居易《新乐府》每首有小序以及「首句标其目」这一体制的形成,受到了顾况的启发。


  「首句标其目」的好处是开门见山,「卒章显其志」的好处是画龙点睛。都是为了给读者以明朗的印象。但一首诗是一件完整的艺术品,「首句」和「卒章」只是其中的两个组成部分,就拿山、龙来比吧,山不好,开门有什么可看的?龙画得不好,点睛有什么意义?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这种写作方法。


  从思想内容方面看,白居易的五十首新乐府诗,从太宗创业、玄宗失政一直写到宪宗时事,广泛地反映了唐朝一百九十年间政治、经济、宗教、风俗、文艺、少数民族等方面的重大问题。我们读《新乐府》时,要注意到诗中所涉及的问题,由于时间不同,性质有异。例如:在唐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上,《新丰折臂翁》所反对的是玄宗后期对南诏的穷兵黩武的战争,而《西凉伎》所谴责的是中唐时期河西、陇右为吐蕃贵族侵占,坐拥重兵的唐将,不图收复,反而欣赏狮子舞。两诗结合起来看,才能全面了解白居易的思想倾向。


  《新乐府》贯彻了《诗经》「美刺比兴」的精神。五十首诗,有「美」有「刺」。例如:(一)《道州民》的小序:「美臣遇明主也。」这是纯「美」的一首诗。(二)《两朱阁》的小序:「刺佛寺寖多也。」这是纯「刺」的一首诗。(三)《城盐州》的小序:「美圣谟而诮边将也。」这是有「美」有「刺」的一首诗。(四)《七德舞》中「美」太宗将「怨女三千放出宫」的「仁政」,《上阳白发人》中「刺」玄宗使宫女「一生遂向空房宿」的虐政,一个问题的「美」与「刺」,分别见于两首诗中,需要对照起来看。爱憎分明的白居易,灵活地运用了「美」与「刺」的手法。由于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统治阶级可「美」的东西不如可「刺」的东西多,所以五十首诗中「刺」所占的比重很大。白居易不是为讽刺而讽刺,是为了争取实行「仁政」而抨击虐政,为了维护正面事物而揭露反面事物。


  前辈诗人作品中的进步的思想内容,对白居易创作《新乐府》是有启发作用的。以顾况《行路难三首》的第三首与白居易《海漫漫》为例,二诗都为反对求仙(即求长生不老)而作。白诗中关于「秦皇汉武」求长生不老而事与愿违的大段描写,乃是顾诗「秦皇汉武遭不脱」一句的发展;白诗以「何况玄元圣祖五千言:不言药,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为结束,抬出唐朝皇帝所攀认的祖先──老子,以标明祖宗垂戒子孙之意,比顾诗「汝独何人学神仙」的结语,更有说服力。


  据白居易自述,「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与元九书》),《新乐府》中所「刺」的对象,就有「难于指言」而隐寓其人者。例如:《天可度》的小序:「恶诈人也。」结语:「君不见:李义府之辈笑欣欣,笑中有刀潜杀人?阴阳神变皆可测,不测人间笑是瞋。」「诈人」(即「李义府之辈」)指谁呢?陈寅恪考为李吉甫。我们可以从《新唐书·裴垍传》等史料看出李吉甫是裴垍集团的政敌,而白居易是裴垍集团的重要成员。读《天可度》等诗,有助于我们对中唐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与斗争的了解。


  白居易说《新乐府》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从愿望说,这是善良的;从理论说,这是错误的。因为:在阶级对立的封建社会里,不存在既「为君」、「为臣」又「为民」、「为物」的超阶级的「仁政」。善良的愿望,使《新乐府》写得十分激动人心;理论的错误,则给创作带来了局限。


  《新乐府》中有明显的「美」化唐朝皇帝的倾向。《城盐州》说「德宗按图自定计,非关将略与庙谋」,就不符合历史的真相。《牡丹芳》说「少回卿士爱花心,同似吾君忧稼穑」,更是为宪宗涂脂抹粉,而清高宗却认为白居易描写「元和天子忧农桑」一段是「正意」(《唐宋诗醇》)。《捕蝗》说:「我闻古之良吏有善政,以政驱蝗蝗出境。又闻贞观之初道欲昌,文皇仰天吞一蝗。一人有庆兆民赖,是岁虽蝗不为害。」这种见解,不仅今天看来是错误的,即与唐朝「姚崇之法」相比,也显得迂腐,而清高宗却认为:「诗意不主捕蝗,正以有向上一层在。」我们所认为的《新乐府》中的不足之处,却是清高宗所欣赏的最佳之处,不正好反映出白诗的阶级性吗?


  《新乐府》中猛烈抨击「害民」的「贪吏」、「蔽君」的「奸臣」,而尽量避免「刺」痛皇帝。《上阳白发人》渲染「怨旷」宫女之「苦」,旨在引起皇帝的怜悯之情,实行「仁政」。《杜陵叟》同情农民之「困」,但揭露的矛头只指向「急敛暴征」的「长吏」,宣扬皇帝之「心」是「侧隐」的。《缭绫》慨叹女工之「劳」,批评「昭阳舞人」不知爱惜,回避了皇帝的罪责。《上阳白发人》、《杜陵叟》、《缭绫》是五十首中写得较好的三首诗,也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的局限。


  从艺术形式方面来看,「比」与「兴」是我国古代文学写作的两种手法。「比」是譬喻,「兴」是寄托。由于「比」与「兴」往往难于区别,所以后来两个字被合成为一个词,白居易也是这样用的。他将「比兴」解释为「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0与元九书%,就是借此喻彼的意思。《新乐府》中对「比兴」手法的运用,变化多端,构思精巧。读者不仅要看到形象本身的思想意义,还要进一步看出白居易的寄托。


  第一类明显的,如:


  《太行路》,小序指出「借夫妇以讽君臣之不终也」,诗中也点明「不独人间夫与妻,近代君臣亦如此」。白居易的命意,读者一眼看出。


  第二类隐寓的,如:


  《黑龙潭》,小序指出「疾贪吏也」,但诗中没有明写贪吏,而是以「龙神」比皇帝,以「林鼠山狐」比贪吏,以「豚」比人民。诗的结语是「狐假龙神食豚尽,九重泉底龙知无?」虽未明写,读者能够领会白居易的寓意:贪吏已把民脂民膏吸尽了,高高在上的皇帝知不知呀?


  第三类由读者联想的,如:


  《井底引银瓶》,诗的开头说:「井底引银瓶,银瓶欲上丝绳绝。石上磨玉簪,玉簪欲成中央折。」瓶、簪的「比兴」作用,在于引出封建社会的一幕爱情悲剧。诗中所反映的是一个天真纯洁的少女,被负心男子「始乱终弃」而「悲羞归不得」的不幸遭遇。诗的结尾说:「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即劝告妇女要慎重对待婚姻问题,不可轻率从事。正如小序所说「止淫奔也」(为封建礼法说教)。一般读者不认为白居易别有寓意,而身遭滴戍的杨慎认为,此诗以「女不可轻于许人」比「士不可轻于从仕」(《升庵诗话》)。这个例子说明:《新乐府》中某些诗篇有无更多的寄托,随着读者的不同经验,可以产生各种联想。


  顺便说一说,白居易运用「比兴」手法,有些地方借鉴于顾况而更为成功。顾况有一首《送别日晚歌》,周敬云:「此感君臣遇合之晚,记妇人望夫之辞以致慨也。」(《唐诗选脉会通》)唐汝询云:「此为妇人望夫之辞,以记君臣遇合之晚也。」(《唐诗解》)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君为臣纲」,「夫为妻纲」,所以顾、白都借夫妻关系比君臣关系。顾况《送别日晚歌》云:「老不可兮更少」,是妻恐「色衰」而为夫所弃;白居易《太行路》云:「古称色衰相弃背,当时美人犹怨悔。何况如今鸾镜中,妾颜未改君心改」,是妻「色」尚未「衰」而已为夫所弃。白诗更加形容出君臣关系之难测。白诗借鉴于顾而比顾更为深刻。


  白居易说《新乐府》「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渝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为了达到这四点要求,他做了多方面的努力。


  诗歌的篇幅有限。白居易为了取得较好的效果,在有限的篇幅内,简化头绪,突出主题。即使写同一题材,也是每首各有侧重(例如:五十首诗中有几首是咏男女关系的,但《李夫人》是谏皇帝,《井底引银瓶》是劝女子,《古冢狐》是警告男子)。这样,可以集中描写,描写得细致深刻,使诗歌的形象格外鲜明。王若虚《滹南遗老集·诗话》说:「乐天之诗,情致曲尽,入人肝脾。」潘德舆《养一斋诗话》说:「乐天惟乐府曲中人心,历劫不朽。」可谓知言。


  白居易充分利用民间的口语,尽量把《新乐府》写得通俗些。这样,容易读懂,便于记诵,可以掌握广大群众。赵翼赞美白居易用「口头语」,说「世徒以轻俗訾之,此不知诗者也」(《瓯北诗话》)。刘熙载指出:「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艺概》)这些评论,是恰当的。


  白居易虚心学习民间文学,将古体诗与民歌体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新乐府》的特色:诗句长短参差,生动活泼,具有巨大的表现力。在白居易的前辈诗人中,顾况比较重视民歌,从中汲取营养,以为创新的借鉴。顾况《李供奉弹箜篌歌》叠字双声以及三、五、七、十、十一字交叉运用的句式,开了白居易《新乐府》的先河。怎样将文人诗歌与民歌熔于一炉?顾况作了可贵的探索,经过白居易的努力,达到成熟的艺术境界。


  白居易在新乐府诗的创作中,还注意诗歌的色彩美和音乐美。色彩上,白居易基本上用白描的笔法,勾勒出一幅幅唐代社会生活的图景,但其中也有工笔重彩,如《牡丹芳》就以绚丽的彩笔,渲染出牡丹的妖艳。音律上,白居易注意或平或仄,灵活换韵,五十首诗读来都有音乐感,和谐铿锵,抑扬顿挫,增加了诗歌的感染力。


  向新的方向探索,不免要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白居易自己也认识到这点。他对元稹说过:「共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则辞繁,意太切则言激。然与足下为文,所长在于此,所病亦在于此。」《和答诗十首》序)这一段话,是针对着包括《新乐府》在内的「讽谕诗」说的。白居易清醒地看到自己的「所长」与「所病」。白说《新乐府》「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是指他的「所长」而言。诗话中批评元、白诗「太直」,则指其「病」。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待这个问题。


  综上所述,白居易远承《诗经》,近法杜甫,吸取汉、魏以来乐府诗的精华,转益多师,后来居上。他进行理论宣传,注意组织起来,成功地领导了新乐府运动。他所写的讽谕诗,反映民间疾苦,抨击黑暗现实,企图上达皇帝,改革弊政,虽然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利于人民的,仍具有进步性。他的《新乐府》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并传播到友好的邻邦。白居易作为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在我国诗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附记:建国以来,国内对白居易及其诗歌的研究,取得很大成绩。前辈如陈寅恪教授,友人如霍松林、苏渊雷等教授,均有专著,俱已再版,可见国内研究白诗气氛之浓厚。今撰此小文,对于相同的意见,说得较简,以免多占篇幅;对于可以补充的看法,说得稍详,以供青年同志们参考。


  注:本文摘自互联网,作者:卞孝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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