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亮：写诗，是一种看世界的角度

李伟亮

　　学诗的经历

　　二〇〇六年，我在大学的图书馆里看到一本杂志，名字叫《诗刊》（当时并不知道《诗刊》的名气）。《诗刊》以新诗为主，我并不感冒，但薄薄几页的旧体诗词版块却让我眼前一亮，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居然还有当代人写“这玩意儿”。随后我将几首并不合格律的诗寄去，栏目责编江岚先生退稿信复道：“立意颇佳，但是格律不合。请依律而作，必有进境。”正是这样与当代诗词界第一次接触，并得到编者的热心鼓励，让我进图书馆，翻格律书，一发不可收拾。至于二〇一三年，《诗刊》子曰诗社成立，推出《子曰》增刊，为旧体诗人提供交流平台，我在次年与江岚先生取得联系，并随诗教网会员集体入社，那是后话。

　　二〇〇八年，我开始在网上学诗，希国栋先生的率性飘逸、何运强先生的新巧灵动、郭庆华先生的俊朗从容、张惠中先生的智慧洒脱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期间更是得到了以隆尧诗词学会为代表的诸多师友的点拨与鼓励，使我得以窥探当代诗词面目。

　　二〇一〇年，熊东遨先生在网上开课，我有幸成为他的学生。除了听熊先生的课，先生流传于网络的诗词我都反复揣摩，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诗词的表达技巧和如何传承古人的方法。熊先生的诗，“大的事物能从小的角度入手，小的事件往往生发大的感慨”（熊先生夫人周燕婷老师语），对我启发很大。

　　二〇一一年，学弟刘秉哲着手搭建诗教网，我们开始尝试通过网络进行诗词的公益推广，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师友。秉哲喜欢近代诗词，推崇传统的路子，诗风亦古朴厚重。而我以老杜的“语不惊人死不休”为座右铭，偏重于求变出新，并融入现代元素。中和他的建议，使我这个当时的“唯美现代派”不至于背离传统太远。直到那一年的春天，我写出了“春风渐似秋风紧，偶向诗人说嫩寒”。刘秉哲说，这个味道对了。

　　形式大于一切

　　任何一种文学体裁，向外表现出来的都是形式。诗词也不例外。学诗九年，诗词打动我的就是她的形式。诗言志，但无论内心是怎么样的感慨与情绪，转化成文字才是最终状态，而诗词的形式便是这个最终状态。在我看来，才华横溢，学养深厚，诉诸笔端的可能是散文、小说、戏剧，不一定是诗。因此，诗词必须保持她特有的姿态。

　　最近几年“诗写当代”被人们一遍遍提及。而我认为，诗词的创作无所谓古代与当代。我们身处在当代的漩涡中，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生存，无论是思想还是生活方式、看世界的方式都与古人不同了。如果说现代化是一条河流，那么这条河流把我们与古人永远的隔开了。

　　因此，我觉得，只要内心所要表达的东西表达清楚了，诗词也就具有“时代性”了。

　　关于诗词书写时代，我追求传统技法、意境和传统诗词独有的典雅细腻，兼顾现代人的感觉和情怀。我喜欢融入时代元素写作，但前提是，脱去时代的外衣后，我的诗还应该剩下一些别的东西。那种东西，或许是宇宙的力量、或许是自然的气息，又或者是人心的感觉，亦或其他。

　　在诗词中嵌入新词汇，会拉近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但我觉得新词汇的运用，不止是刻意求新，更是在寻求当代人共有的感觉和味道。

　　我曾写过“慢车自有人情味，每在深秋小镇停。”火车是新意象，但是即便剖离这个元素，我自认为这两句诗写的成功。慢车，那些K字火车甚至绿皮火车，我在当初也不愿乘坐，但当我看到慢车途经那些“春风吹不到”的小镇，停下来，满足那里人们的出行。面对着小镇深秋的美景，我忽然想了很多很多。

　　又，我不反对所谓的“古香古色”。现实中求之不得的东西，或许需要通过理想寻求。那是向善向美的力量。

　　又，关于风格。把自己的感触，用最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再加上特定的环境。那个语言再有点自己的习惯。这就是所谓的自家面目。

　　又，关于后生可畏。很多东西不在于年长年轻，也不在于快与慢。齐白石衰年变法，以画螃蟹为例，五十多岁开始揣摩，七十多岁才最终以三笔画螃蟹身子定型。他绝不是人们认为的“后生”。后生是涉及该领域的先后，而不是年龄。我觉得，学诗最好在成年之后。郭德纲曾对想拜师学相声的小孩说，“你六岁喜欢相声，八岁未必还喜欢。八岁喜欢相声，十八岁未必喜欢，等你到了十八岁的时候还喜欢的话再来找我。”这话同样适用于学诗。小孩子接触传统文化可以，固本培元可以，但有些时候，强加那些外在的功利的东西就不好了。

　　又，写诗进步的状态就是既能保守自己的观点，又能看到别人的好。

　　又，格调、深度、仁者见仁，但是好不好看，有不有趣，明眼人都知道。写诗可以没有方向，但不能失去了趣味。生命是严肃的，更是有趣的。

　　又，我喜欢甜，但在品尝过苦辣酸之后再去体味甜，甜味才拿捏地更准。因为你知道了甜有哪些与众不同。熟读前贤佳作，是写诗必须的功课。

　　诗中要有我

　　大事不言诗。

　　写诗于我来说，是一种看世界的角度，甚至影响了我的处世态度。

　　诗中有我，我认为这是写诗最关键一点，如果没有这个“我”，写他作甚。宋词中有些模仿女人口气写得委婉缠绵，属于在别人的角色里流自己的眼泪，未脱离此范畴。

　　李金明先生说，“认真思考生活的人都有诗人的潜质。什么样的年龄写什么样的诗最好，诗人每个阶段都是不一样的，春天就是一树花，秋天就是一树果。”所以，诗人的作品每个阶段不一样才是正常的。当然，无论哪个阶段都应该有“我”的独特性。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只要忠于自己的内心，写出来的作品自然与众不同。

　　又，写最真实的我，但这个“我”未必是最好的“我”。所以，诗人应该做的就是做最好的我，然后把这个向善向美最好的“我”写出来。如王海亮先生所言，诗人真是在心尖上做道场。

　　我喜欢诗中老杜和词中稼轩，因为他们性情，还因为他们有一点迷茫、有一点纠结。想来生活亦同此理，迷茫一点、纠结一点、性情一点、再争论一点，当然，还要包容一点、耐心一点。我们可以走的更远。当代诗词亦如是。

　　注：文章据李伟亮老师参加河北书画诗词艺术研究院举办的《青年诗人座谈会》发言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