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仲喜：漫谈诗词“用典”

　　“美”是诗词的灵魂。为了追求和达到“美”，诗词最宜与现实世界拉开距离。这种时空的自由度，客观上为诗词“用典”提供了展演的舞台。

　　诗词一经“用典”，就无形中开拓了一个历史的空间，使诗词的意象与往古衔接，其内涵就自然而然地厚重起来，从而可以有效地避免浅淡和直白。以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为例：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正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首词引用了两个典故。其一是“亲射虎，看孙郎”，典出《三国志·吴志》：建安二十三年十月，“权将如吴，亲乘马射虎于庱（chěng）亭（今江苏丹阳东），马为虎所伤，权投以双戟，虎却废。”其二是“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典出《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汉文帝时，魏尚为云中太守，率部抗击匈奴。胜战后报功的数字有误（少了六个首级），于是被逮捕判刑。冯唐站出来为魏尚辩护，认为处罚过重。文帝觉得有道理，于是派冯唐持节，前往云中赦免魏尚，恢复其太守职务，并任命冯唐为车骑都尉。

　　“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应该说，这两个典故的运用含义很深。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实行大规模变法，苏轼连续著文上书表示反对。道不同不相为谋，于是便自请外放。此时身在密州的苏轼，正是政治上失意之时。但他并没有消沉。他用孙郎射虎比况自己，自信也可以像孙郎一样，一展不凡之身手。他期待着，何时朝廷能派来冯唐那样的持节之使，使自己能像云中太守魏尚一样，重新被起用，驰骋疆场。苏轼运用这两个典故，含蓄而形象地表达了自己的豪情壮志。这就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本是一首描写出猎的词，极易陷于游乐场面的描写。但由于用了两个典故，就使词意的分量陡然重了很多，使苏轼积极用世的达观心态得以充分的表达。试想如果不用这两个典故，而只是单纯地描写狩猎的场景和兴奋激动的心情，那么这首词的意境就会大打折扣。正如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所云：“诗写性情，原不专恃数典。然古事已成典故，则一典已自有一意，作诗者借彼之意，写我之情，自然倍觉深厚，此后代诗人不得不用书卷也。”

　　苏轼是开一代词风的大家。他善用典故，长于点化，词情慷慨豪迈，纵横捭阖。但“用典”与诗词的风格并无必然联系。号称南宋“四大家”的杨万里，开创了以俗语口语入诗的“诚斋体”。即使像杨万里这样作诗以清新流畅为务，风格与苏轼迥然不同者，也免不了或者说热心于“用典”。例如他的《暮热游荷池上五首》之一：

　　玉砾金沙一径长，暑中无处可追凉。

　　独行行到荷池上，荷不生风水不香。

　　这样几近口语的诗，也化用了唐孟浩然的“荷风送香气”和李贺的“水香莲子齐”的诗句，只不过是反用其意。正如杨万里在其《诚斋诗话》中所说：“诗家用古人语，而不用其意，最为妙法。”清代袁枚称杨万里的诗“音节清脆，如雪竹冰丝，非人间凡响”。诗风如此清新的杨万里也津津乐道于“用典”，可见“用典”在诗词创作上的深远影响。

　　现实生活中，有些事是难以直言的。在这种情况下，诗人要表达某种隐情而不压抑内心世界的诉说，“用典”就成为最有效的表达方式。以唐诗人李商隐为例。唐代穆宗至宣宗年间，以牛僧孺为首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朋党间的斗争，持续了近30年。李商隐一生处于“牛李党争”的漩涡中左右为难。因为他既是“牛党”令狐楚的学生，又是“李党”王茂元的女婿。尽管他本不想身陷其中，却始终要为“选边站队”而劳心伤神。例如这首《席上作》，是他在李党郑亚幕府时所作：

　　淡云轻雨拂高唐，玉殿秋来夜正长。

　　料得也应怜宋玉，一生唯事楚襄王。

　　李商隐在“自注”中写道：“予为桂州从事，故府郑公出家妓，令赋高唐诗。”显然，此时寄人篱下，为人“打工”的李商隐只能委曲款言，作遵命文学。在这首诗中，他把家妓比作巫山神女，把郑亚比作楚襄王，而自比宋玉。以巫山神女与楚襄王的关系，她当然也要爱怜宋玉，因为宋玉一生专事楚襄王。作为一个有尊严的知识分子，李商隐羞于谄言媚主，又不得不表明态度，于是借用巫山神女的典故，曲达不负李党之意。我们在同情李商隐的尴尬处境之时，又深为他以典言怀的机智与才华而感佩。

　　宋代诗评家张戒在其《岁寒堂诗话》卷上中说：“诗人以用事为博，始于颜光禄而极于杜子美。”“用事”即是“用典”，言杜甫“用事”以至于极，可见其“用典”之广之深。我手头正好有清人仇兆鳌的《杜诗详注》，随手翻检，“用典” 层见叠出，比比皆是。现以《春日江村五首》例举如下：这组诗由五首组成，为节省篇幅，每首只摘句不引全诗。第一首中“桃源自可寻”句，用陶潜《桃花源记》中事。第二首中“频游任履穿”句，用《庄子》“原宪衣蔽履穿”之语。第三首中“赤管随王命”句，用《汉官仪》“尚书令仆丞郎，月给赤管大笔一双”之典制。第四首中“鸥边水叶开”句，化用阮籍“浴鸥开水叶，戏蝶避风丝”诗句。第五首中“群盗哀王粲”和“中年召贾生”句，用王粲作《七哀诗》和贾谊二十岁被汉文帝召为博士的故实。以上所举只是明用典故之句，如果列举“暗用”、“化用”之处就更多。所以号称“苏门四学士”的北宋诗人黄庭坚对杜甫的“用典”极力赞扬。他说，子美作诗“无一字无来处”，“虽取古人陈言入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

　　在中国诗学史上，向有“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分辨。据元人盛如梓的《庶斋老学丛谈》记载：有以诗集呈南轩先生（张栻），先生曰：“诗人之诗也，可惜不禁咀嚼。”或问其故，曰：“非学者之诗。学者诗读著似质，却有无限滋味，涵泳愈久，愈觉深长。”南轩先生独钟“学人之诗”。实际上“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各有所长。当然，如果一个人既有风骚情怀，又有渊博学问，把诗情与学识合二而一，那就臻于完美了。这样的大家，无论今古都不乏其人。而当代最受推崇的当属著名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他集史学、经学、考古、文字、文学、书画、翻译、梵语、佛学于一身而蜚声海内外，被誉为“文化昆仑”。他沾溉世界文明，澡雪中华精神。咀古嚼今，化千秋于笔底；出坟入典，蟠万卷于心中。饶先生作为当代顶尖的大学问家和诗赋大家，其“用典”技艺之高妙，无人可比。他的《清晖集》（1999年海天出版社）共收诗词1362首，其中诗1081首，词281首。现举其七绝《中峤杂咏》之三十五,以尝鼎于一脔：

　　孰言鸟兽不同群，城市山林故不分。

　　待为先生演尔雅，鹦哥他日定能文。

　　这首诗的背景是这样的：饶先生1976年访问法国时，到他的朋友雷维家做客。朋友家养了六只猫、七只鸭、一条狗和一只鹦鹉。平日里呼猫唤狗，鸭噪鹦鸣，饮食与共，甚是热闹。于是他作诗打趣，调侃他的朋友。诗中反用了《论语·微子》“鸟兽不可与同群”之语。又借题发挥，以北宋黄庭坚有诗篇名曰《演雅》为由，说要为他的朋友演示《尔雅》（我国最早解释词意的专著），鹦鹉听了后也一定会作文章。

　　由此诗可见，触景用事，信手拈来，诙谐幽默，趣味盎然是饶先生“用典”的妙境。他在其《文辙》中还说：“胡适提倡白话文，主张不用典故。但是如果诗完全不使典故，则不易生动——因典故可以增加趣味。”从饶先生这段夫子自道中，我们既了解了这位国学大师关于“用典”的主张，又见识了他举重若轻的大匠风采。如果“用典”能用到饶氏这样，那就真正是掉臂游行、得大自在了。

　　事物都是辩证的，诗词“用典”，有利也有弊。其弊主要是容易造成理解上的障碍。因此，南朝文论家钟嵘极力反对诗词“用典”。他说：“吟咏性情，亦何贵乎用事！”这样的观点，其实也是偏颇的。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化，浸润着每一个中国人。性情的吟咏，也是文化的一部分。因此，表达性情不可能排除文化的影响。著名学者张中行谈“用典”的必然性时举例说：“本来可以说‘写出来先放着’，却一张口溜出个‘藏之名山’来。”作诗，当然是吟咏性情，但性情中的文化因子是剔除不了的。这样看来，诗词“用典”有时是难以避免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不“因噎废食”。哦，对不起，又“用典”了，我不是故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