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眼”与古诗词中的“动词效应”

　　诗句中，某字因用得贴切、精采而使全句生辉者，谓之“诗眼”。如果我们稍加留意的话，不难发现，在古诗词中充当诗眼的，有相当一部分是动词。由于动词的作用，使某些诗句因之而成为名句，我们谓之“动词效应”。古人是深谙个中三昧的，从“苦吟诗人”贾岛的名句“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及关于“推”和“敲”的传说中，足见古人在诗句动词上的“炼字”功夫。

　　那么，为什么动词在诗句中有这般作用呢？我认为这除了动词本身在语法上的重要作用外，它对于形成古诗词的“流动美”也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古诗词是非常讲究“气脉”的。气脉是诗词的神，它是诗词创作和鉴赏的一种至高境界。王夫之《ｊｉāｎｇ＠⑴斋诗话》说：“谓之脉者，如人身之有十二脉，发于指端，达于颠顶，藏于肌肉之中；督任冲带，互相为宅，萦绕周回，微动而流转不穷，合为一人之生理。”王夫之这里不仅对诗词的气脉作了生动形象的说明，而且还提出了气脉“流转”的问题，也就是所谓诗词的“流动美”。

　　那么动词通常如何在诗句中发挥它特殊的作用呢？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动词效应的具体表现。

　　一、动词在诗句中的“描摹效应”

　　诗的艺术生命在于形象。诗词的语言不是思辨的语言，而是可感的语言；不是抽象的论理，而是形象的陶冶。而动词正是塑造生动形象的重要手段。动词能使某些形象由“无生体”变为“有生体”，由“无情物”变为“有情物”，甚至赋予形象以人的特征。动词在诗句中的这种功能，我们称之为动词的“描摹效应”。

　　动词的“描摹效应”首先表现在它具有描摹动作，把不动之物写动的作用。如“数峰无语立斜阳”（王禹＠⑵《村行》）中的“立”字，便把本来处于静止状态中的山峰写活了。山峰本不能言，偏以“无语”称之，已有一层意味在里边了，而一个“立”字则把晚山由“无生体”描摹成“有生体”，从而使之神态毕现。

　　动词在诗句中的“描摹效应”不仅表现在能描摹动作，把不动之物写动，还表现在能描摹情态，使形象带上人的感情。如“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曹植《七哀》）一句，动词“徘徊”不仅使月光有了生命，还给月光蒙上了一层淡淡的感情色彩，把月光由“无情物”描摹成“有情物”，那种孤独、寂寞、惆怅的情态具体可感。这里若换用形容词的话，或许也能够使语意通顺，但却绝对不会象现在这么生动。因为这里动词把“自然的和感性的东西用精神现象的形式表现出来，因而高尚化了”（黑格尔《美学》），所以它能渲染诗的情绪和气氛，加深诗的意境，能更具体可感、生动传神地表现出形象中某种潜在的情感。而这种情感，其实是作者感情的外化，是作者借助外部形象寄托内心情绪的结果。

　　如果说“流光正徘徊”句仅仅使形象蕴含了人的情感的话，那么“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杨万里《小池》）这样的诗句，更是通过情态动词直接赋予物以人的感情，从而使形象鲜明而生动。

　　动词在诗句中的描摹作用，更突出地表现在物的人格化中。如陆游《村居书喜》“花气袭人知骤暖”句中的“袭”字，因为使用了人格化动词，从而使“花气”有了鲜明的形象性和可感性。又如王安石的诗句“月移花影上栏干”（《夜直》）和“日催红影上帘钩”（《午枕》），两句用了同样的构思和句式，而其中的动词“移”和“催”，都在物的人格化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人格化的手法所形成的，是一个超乎现实的艺术世界，所以我们感到新奇；但这个艺术世界又有着人的生命和感情，所以我们感到亲切，这是人格化动词之所以能使诗句富于感染力的关键所在。杜甫《宿江边阁》中“薄云岩际宿”一句，是根据何逊《入西塞示南府同僚》中“薄云岩际出”句“点化”而成的，杜甫把动词“出”改为“宿”，立刻使诗句变得形象生动、立意新奇，足见“描摹效应”的作用。

　　动词具有把静物写动，使物含情，使物人格化等功能，这种功能在塑造生动形象方面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诗的艺术生命正是在于形象，因此“描摹效应”在诗句中的作用也就可想而知了。

　　二、活用动词及其“使动效应”

　　在诗词中，有许多形容词被活用为动词。而因为这些活用动词往往在诗句中构成一个“使动结构”，所以我们称这种现象为“使动效应”。活用动词因为兼有动词和形容词的两重词意，因而它能起到一词两用的作用，从而使诗句的含义显得更丰富，更能达到动感和质感相结合的目的。例如“春风又绿江南岸”（王安石《泊船瓜洲》）一句，为什么诗人先后选用的“到”、“入”、“满”等字都不如活用动词“绿”呢？原因就在于：诗人既想表现一种动态，又想表现一种状态，而单纯的动词无法表现状态，单纯的形容词无法表现动态。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活用动词才能满足诗人的要求。这正是活用动词“绿”之所以成为该句警策的重要原因。

　　如果说“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字在表现一种动态的同时，还表现了一种鲜明的色彩的话，那么“云日明松雪”（陈师道《雪后黄鹤楼寄负山居士》）中的“明”则在表现一种动态的同时，还展现了一种空明澄净的景象。可见，形容词活用为动词时，因其兼有表动作和表修饰的作用，因而往往能收到形象动感和质感相结合的效果。

　　活用动词不仅能丰富诗句的含义，还能使诗句显得活泼而洒脱，这是动词“使动效应”的又一特点。如“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中的“悦”和“空”，都是使动用法。作者在这里要表现的，是一种忘情尘俗的抽象意境。如何在这十个字中生动而不枯燥地表现出这种深妙的禅悟呢？作者把“悦”和“空”活用为使动词是很有道理的。若将句子改为“山光鸟性悦，潭影人心空”似也能通，但这里“悦”和“空”只充当一般的形容词，诗句显得平淡。

　　把“悦”和“空”活用为使动词，诗句就显得轻松而洒脱。

　　三、动词在诗句中的“点睛效应”

　　诗人在观照自然中，往往有许多难状之象和难言之妙，这是因为诗人透过物境的“象”体悟到了“神”。而作为具体的“象”是容易描绘的，难状的正是这抽象乃至虚玄的“神”。它们出现在诗句中，往往是诗人“炼字”的焦点。有时一个字能状出难状之象，点出难言之妙，形象因之而点睛欲飞，从而使诗句语出惊人。而充当这些“点睛”者的，很多情况下是动词，故我们称动词的这种效应为“点睛效应”。如“红杏枝头春意闹”（宋祁《玉楼春》）中的“闹”字，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里，作者意不在写“形”，而在写“神”。但那浓集在红杏枝头的盎然的春意，蓬勃的生机，作为一种非具象的景象，该如何表现？这里，恐怕任何形容词都会黯然失色的。一个动词“闹”，出人意料地把红杏枝头的一片春色描写得活灵活现，不仅使全句生色，而且连全篇都因之增辉。

　　动词在诗句中的这种效应，看来不少古人是谙熟的。有些似乎只能神会的妙境，往往被诗人借助动词，轻轻一点，即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如王维在《鸟鸣涧》中是这样描写月出时那一刹间的妙境的：“月出惊山鸟。”一个惊字，简直把月出的景象描写得出神入化了。

　　同样写月出胜景的，还有如李白的“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与夏十二登岳阳楼》）。如果说句中的动词“引”已用得很别致的话，那么这一“衔”字则用得诡谲纵逸，诙谐生动，使诗句情趣盎然，境界全出。

　　动词在诗句中的这种“点睛效应”，与诗人丰富的想象和联想分不开。“要看银山拍天浪，开窗放入大江来”（曾公亮《宿甘露僧舍》）中的“放”，可谓设想新奇，构思独特。如果说大江的拍天大浪是一种实境的话，那么大江的磅礴气势则是一种虚境，它神会则可，言传实难。诗人借助想象，从自己的感觉落笔，一个“放”字，点出了大江风水相激，波澜翻卷的气势。

　　摹形状物，难在写出神态。而恰当地选用动词，往往能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难题，这是动词之所以往往能在诗句中起到“传神”作用的重要原因。周邦彦《苏幕遮》中是这样描写荷花的神态的：“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一个“举”字，把荷花亭亭玉立的神态描写得自然生动而富有质感，难怪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赞之为“真能得荷之神理者”。又如杨万里《舟过谢潭》中描写夕阳下起伏的山峦时，用了这样的句子：“好山万皱无人见，都被斜阳拈出来。”一个“拈”字，把一种难以言状的奇妙景象点活了。再如“细雨湿流光”（冯延巳《南乡子》）中的“湿”字，也是点睛之笔，王国维《人间词话》说它“能摄春草之魂”，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四、动词在诗句中的“虚实效应”

　　古人要求“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那么何以使诗句隽永有味呢？“虚实”的搭配不失为一种方法。也就是将具象与抽象的概念直接结合，变不可能为可能，从中酿出诗味来。而完成这种虚实间的联接，往往需要借助于动词。例如“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李煜《乌夜啼》）一句中，“清秋”是虚的，没有十分明确的形象性和具体的质感，但它一经与动词“锁”搭配，就产生了一种奇妙的艺术效果，诗味顿出。“清秋”当然是“锁”不住的，但作者“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王国维《人间词话》）。寂寞凄清、离愁万绪，种种意象，都从这“锁”字流出。又如“丁香空结雨中愁”（李ｊǐｎｇ＠⑶《摊破浣溪沙》）之句中，“愁”是虚的，它与动词“结”联接后，便产生了一种诗味浓郁的意象，从中透出无限的惆怅，无限的怜惜，从而使本词的主题进一步具体化、形象化了。动词和某种抽象的概念搭配构成“虚实句”使诗句散发出浓郁诗味的现象，我们谓之“虚实效应”。虚实结构在诗词中是不少见的，如“竹露滴清响”（孟浩然《夏日南亭怀辛大》）句，意境清幽，有声有色。又如“南风吹归心”（李白《寄东鲁二稚子》）句，浪漫主义诗味和怀乡思子之情颇为浓厚。诗人在这些诗句中，打破现实逻辑，重新组合成一个源于现实而又有别于现实的艺术世界。这样的诗句具有强烈的主观抒情成份，富于想象，因而表现出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正因为如此，虚实结构诗句中的动词大都能成为“诗眼”。如“孤灯然客梦，寒杵捣乡愁”（岑参《宿关西客舍》）中的“然”和“捣”；“冷露滴梦破，峭风梳骨寒”（孟郊《秋怀》）中的“滴”和“梳”，等等，想象奇特，构思巧妙，历来为诗所家称道。

　　还有一种结构，它并不是动词与抽象概念的结合，但却有违现实逻辑，是一种虚的意象，我们也将之归入“虚实结构”。因为诗人追求的正是这种意象，而不在于它是否合乎现实逻辑。如陆游《泊公安县》中的“不断海风吹月来”句，便很典型。月亮当然不是海风吹来的，但因为这样的诗句是以艺术的真实为基础的，符合超脱于现实逻辑的“想象逻辑”，读者完全能够接受。又如“瘦蝉有得许多气，吟落斜阳未肯休”（杨万里《暮热游荷池上五首》），也显得风趣幽默，生动而独特。这种虚实结合的表现方法，使诗的意蕴大为丰富，很值得我们注意。

　　五、动词及其“传情效应”

　　诗词是要讲究“意境”的，而所谓意境，其实就是诗人强烈的思想感情和生动的客观形象相契合，在艺术表现中所创造出的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而在这种情与景的契合中，动词的恰当选用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有时，动词能够起到传递诗人某种心情的作用，使动词成为窥视诗人心境的窗口。动词在诗句中的这种效应，我们称之为“传情效应”。例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潜《饮酒其五》）中的“见”，表现了诗人一种漫不经心的发现。而这种漫不经心，正是为了更好地表现诗人“采菊之际，无意于山，而景与意合”（蔡梦弼《草堂诗话》）那种精神世界与自然景物浑然契合而悠然自适的神态和纯任自然的恬淡心境。

　　和上一句中的“见”一样，“听”、“看”、“说”等动词，在特定的场合下都能表现作者某种特定的心境。因为这些动词的施动者都是作者，而且都是作者在观照自然的同时发生的，因而这些动词往往成为作者心境与自然景物相契合的媒介。正因为如此，透过这些动词，我们就可以窥见作者寄寓在自然景物中的主观心境。如“留得枯荷听雨声”（李商隐《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句，透过动词“听”字，我们不仅可以窥见诗人寂寞、空虚、凄凉的心境，也可以看出诗人因聆听枯荷秋雨的音韵而略慰相思、稍解寂寥的那种淡淡的喜悦。

　　又如“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杨万里《闲居夏午睡起二绝句》）中的“看”，也是一个例子。诗人午睡初醒，闲适懒散，站在窗前看儿童捉柳花。一个“看”字，把诗人百无聊赖的空虚心境表现得非常真切。

　　以上“见”、“听”、“看”等动词的施动者因为都是诗人本身，所以主体通过动词媒介寓情于客体中的意象还是比较容易把握的。但还有一种情况，动词的施动者并不是作者本身，却也能反映作者一定的心境。如“野渡无人舟自横”（韦应物《滁州西涧》）中的“横”字，描绘出了一幅悠闲落寞的景象，而透过“横”字，可以感受到其中蕴含着的诗人无奈而忧伤的情怀。因为诗人是在一定心境下观照景物的，状物移情，景物难免融入作者的感情色彩。

　　与之相比较，有些动词能更直接地反映出诗人的心境。如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一句，“穿”、“下”、“向”等连用，迅急有如闪电，把诗人“欲狂”的喜悦和似箭的归心展现得淋漓尽致。

　　可见，动词在传递诗人心境方面，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六、“动词暗用效应”

　　古诗人在动词上所做的文章是多方面的。有时，诗人故意将诗句中的动词隐去，使诗句完全由名词并列组成，从而造成一种意象上的跳跃。这种跳跃不仅使诗句变得精练隽永，而且更加含蓄有味，我们谓之为“动词暗用效应”。使用动词暗用的句式，其艺术意义主要有三点：

　　首先，这种句式因为纯用名词组成，因而非常有利于展现画面。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温庭筠《商山早行》）句，一个个名词，构成了一幅优美的图画。

　　第二，这种句式虽然隐去了动词，但在名词和名词之间，我们仍然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动词效果的存在。因为这种句式采用了“动词暗用”法，在这里，诗人仅仅是将动词隐去，而不是简单的舍去。之所以要采用动词暗用的句式，是因为这种句式可以形成一种诗意的跳跃。这种跳跃，不仅省去了读者凭经验、直觉和想象就可以得到的内容，而且给读者留下了充分想象和进行形象再创造的余地。因而它不仅使诗句显得精练，而且显得含蓄有味。如“五更千里梦，残月一城鸡”（梅尧臣《梦后寄欧阳永叔》）两句中，各有三个诗意的跳跃：“五更／千里／梦，残月／一城／鸡。”在这种诗意的跳跃中，其实包含着作者一种由物及人、缘境生情的感情跳跃，它使诗句的意象更丰满。无怪一些文学史往往以它作为梅尧臣“状难写之景，含不尽之意”的范例。

　　第三，由于意象的跳跃，扩大了诗句的容量，因而在这种句式中往往蕴藏着诗人深沉的情感。如“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陆游《书愤》）两句，包含着诗人多么愤激的情感，多么悲壮的情怀，以及对战斗生活深深的怀恋。又如“落叶他乡树，寒灯独夜人”（马戴《灞上秋居》）两句，字面虽无愁苦之言，但从中却深深透露出天涯孤客的孤独和凄苦。

　　总之，动词在诗句中的诸种效应，值得我们作深入的研究，这对我们的诗词创作和鉴 赏是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