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宗至德二年（757）正月，安庆绪杀其父安禄山。同年十月，郭子仪率朔方军会同回纥兵收复西京长安，唐军乘胜追击，随后收复东京洛阳。安庆绪逃奔河北，以重兵占据邺郡（即相州。治所在今河北临漳县）等七郡六十余城。乾元元年（758）九月，肃宗令郭子仪、李光弼等九个节度使，率兵数十万围攻邺城，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统帅军队。由于肃宗的猜忌无能，唐军上下解体，士气低落，在次年三月，全军溃败，“战马万匹，惟存三千；甲仗十万，遗弃殆尽”（《资治通鉴·唐纪》肃宗乾元二年）。为了进行新的反攻，唐王朝必须组织新的军队，牺牲的士兵，原都是平民百姓，新的士兵，当然还得由未牺牲的百姓充当，灾难又落到百姓的头上。
乾元元年六月，肃宗大举贬斥以房琯为首的旧党人物，杜甫被贬为华州（治所在今陕西华县）司功参军。同年冬，从华州赴洛阳探亲。次年离开洛阳，回华州任所，途经新安（今河南新安县）、潼关（在今陕西潼关县北）、石壕（在今河南陕县东南）等地，目睹这场战争给百姓造成的巨大灾难，特别是征丁抓夫的惨状，写了《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这六首诗。相州溃败，这对当时社会有着极大影响的事件，在正史中却以简单的几笔带过。杜甫这组诗，对此作了极其真实、具体、深刻的反映，成为后人了解唐代社会的珍贵文献，这正是杜诗作为“诗史”能够补充正史、超过正史的地方。
根据唐代的兵制，征兵的对象是年满二十三岁的成丁，一户有三丁则征一人。但在杜甫诗中，情况已全然不同。在新安县，由于壮丁都已入伍，无丁可征，只得退而求其次，征未成丁的中男，但没有人去想一想：“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当然更没有人去理会新娘哀惋的呼问：“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即使在战争中逃出了死神的魔掌，也跳不出官府强征入伍的巨网。石壕村的情景更加凄惨，那个老妇已有两个儿子战死，家中惟剩衣不蔽体的媳妇，以及嗷嗷待哺的孙儿，但为了应付征役，竟然也被抓去当差。与她同命运的是一个老翁，子孙都已阵亡，自身依然难保，投杖从戎，使同行的人也为之辛酸。这组诗写战乱中丁男俱尽，役及老妇，男女怨旷、家破人亡的惨酷景象，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但即使在这种几乎无法生存的境地中，一贯含辛茹苦、忍辱负重的百姓，居然还是忍了下来。统治者眼中的愚民、顽民、刁民，在国难当头之时，表现得异常通情达理。统治者播下祸种，造成灾难，毁掉多少家庭；而普通的百姓，为了纾救国难，吞食了苦果，承受了牺牲。尽管儿已阵亡、孙幼待哺，《石壕吏》中的老妇还是表示：“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尽管子孙阵亡，老妻无依，心中惨切，愁绪万端，《垂老别》中的老翁，还是毅然作奋身保国之语：“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岗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尽管新婚之夜即生离死别之时，心乱如麻，柔肠寸断，《新婚别》中的新娘还是这样勉励丈夫：“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尽管生不能养，死不能葬，母子饮恨，终身酸嘶，《无家别》中的单身汉，还是以此自解：“近行止一身，远去终转迷。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在如此悲惨的状况下，竟能说出如此感人的言语，无怪后人读了这些诗，只觉血泪满纸，声情宛然。辞虽旷达，意弥沉痛，真椎心刻骨、至性至情之言。
在新安道中，杜甫对那些被强征入伍的士兵，尚能作些宽慰劝勉之语，当他离开石壕村时，面对呜咽不止的老翁，已经无话可说了。到写“三别”之时，诗人甚至放弃了“三吏”中所用的问答体的形式，让那些不幸的行者自己出来讲话，直叙其哀怨。这决不是诗人的态度越来越冷静，越来越客观，恰恰相反，他的感情变得越来越沉痛，越来越愤激。诗人在石壕村的沉默，是因为面对这种不幸，空泛的劝慰已经毫无意义，是因为诗人的隐痛，已经难以言喻。当他作“三别”的时候，已经不可能再站在一旁，作客观的描述。他写《新婚别》，己经化身为那个新娘；他写《垂老别》，已经化身为那个老翁；他写《无家别》，已经化身为那个单身汉。这些叙述，似乎不是他在一旁听来的，而是从他的肺腑中流出，出自他切身的感受，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惟其如此，才能写得这样逼真、这样深情、这样动人。
“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新安吏》）。但是，这种人世间的惨状，能够感动诗人，感动白水青山，却不能感动制造这种惨状的朝廷君臣。“贵人岂不仁，视汝如莠蒿”（《遣遇》）。当他们牺牲亿万生灵的时候，显得那么轻松，那么慷慨。这种漠视民生、极端自私的行径，和百姓心忧国难、深明大义，形成鲜明的对照。“人生无家别，何以为烝黎？”这是六首诗的总结。但就这组诗深刻的内涵说，并没有到此为止。如果再追问一下：把百姓逼到绝境中的朝廷君臣，面对这种愤激的呼问，将何言以对？浦起龙说得好：“反其言以相质，直可云：‘何以为民上？’”（《读杜心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