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秦昭王时（公元前250年左右），蜀郡守李冰率领当地民众，在今四川灌县城西岷江中游，兴建了一项巨大的水利工程，即驰名中外的都江堰，使夹带大量泥沙奔腾直下的岷江，变害为益，使蜀中数百万亩农田，化险为夷。从此川西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常璩《华阳国志》）。至今农桑，犹赖其利。据说“李冰昔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穿石犀渠于南江，命之曰犀牛里。后转犀牛二头在府中，一头在市桥，一头沉之于渊也”（郦道元《水经注》）。有的石犀，直到南宋，依然保留在李冰的祀庙之中。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曾作过记载：“石犀在庙之东阶下，亦粗似一犀，正如陕之铁牛耳。一足不备，以他石续之，气象甚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也毋需多怪。仅就不图安逸、不避艰险、不尸其位、忧民所忧这几点来说，李冰的功德，就可同苍苍玉垒、泱泱岷江，与世共存了。
据史载，唐肃宗上元二年（761）七八月间，蜀中淫雨不绝，江水泛滥成灾。但是，当时蜀中的一些官民，却只是对着那两头石犀顶礼膜拜，期待它们能够“显灵”，制伏“水怪”的作乱，而将当年李冰抗灾的精神，反倒抛在一边。杜甫有感于此，作了一首《石犀行》。此诗警策，在“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二句。所谓“厌胜”，是古代一种迷信的说法，以为人们能够靠诅咒来制胜。天凤四年（17）八月，“（王）莽亲之南郊，铸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铜为之，若北斗，长二尺五寸，欲以厌胜众兵”（《汉书·王莽传》）。尽管威斗并不能挽救王莽的灭亡，但厌胜却依然为一些人所乐用。当时蜀中一些人期待石犀显灵，同王莽寄希望于威斗，实际上是一回事。
“今日灌口损户口，此事或恐为神羞”。江水东流，原是大自然的伟力在起作用，荒唐的厌胜之法，又怎么能够阻挡？如今灌口被水冲垮，百姓化为鱼鳖，可见被蜀人妄夸的石犀“神灵”，实已无能为力，只有对着眼前被洪水破坏的景象，低头羞愧的份儿。“嗟尔五犀不经济，缺讹只与长川逝”。李冰原作五头石犀，但到此时已只剩下二头，其余三头被江水带走，不知去向，或许早已损毁。照此下去，连这侥幸留下的二头，也难免会被冲走、被毁掉。既然这些石犀在洪水的冲击下自身都难保，又怎么能够为人厌胜呢？在此，杜甫以寥寥数句，通过对石犀的揶揄，便将其厌胜的诞妄辛辣深刻地揭示出来。
要能制伏江水的泛滥，惟一真正有用的办法，还是像李冰当年那样，“修筑堤防出众力，高拥木石当清秋”。只有通过人的力量，才能战胜自然的灾害。“先王作法皆正道，诡怪何得参人谋”。厌胜只是一种诡怪之举，决不应让它干扰人谋，淆民视听。那些无用的石犀，就由它被江水冲走吧。“跨马出郊时极目，不堪人事日萧条”。在杜甫看来，国步多艰，天灾屡现，民不聊生，都由人事的舛错所致。修筑堤防，只是用以挡住洪水的随时补救之方，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使灾患不生，得元气调和，而这又取决于朝廷的政通人和，只有这样，才能图之未形，防患未然，而石犀之类的厌胜之物，也就无从欺世惑众了。故诗人最后发出了这样的呼喊：“安得壮士提天网，再平水土犀奔忙！”
这既是诗人的希望，也是他的慨叹。所谓“安得”，言外之意，当时朝廷实在并没有这种能够提举天纲、治理政事、摒除诞妄、匡时救弊的明君良相。就在岷江泛滥之时，肃宗为庆祝他的生日，“于三殿置道场，以宫人为佛菩萨，武士为金刚神王，召大臣膜拜围绕”（《资治通鉴·唐纪》肃宗上元二年）。在同一个时候，京城中为皇帝祝寿的嬉闹声，和蜀中因失去家园的哭祷声，遥遥呼应；大明宫中的菩萨，和岷江边的石犀，相向而笑。故杜甫这首诗所讥讽、所谴责的就不仅仅是石犀厌胜这一点，也不仅仅是如何治水这一事，而具有更加深刻的意义。
随着岁月的流逝，那几头石犀，已像杜甫所希望的那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那种将人的命运寄托于神灵保祐的厌胜式的心理和行为，却依然存在，即使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江水，对此也无可奈何。九百年后，金圣叹读杜诗，曾发出这样的叹喟：“是年无霖雨，水不损户口，《石犀行》又得不作耶？今吴、越淫祠，几与民居交半错处，我欲尽毁，而愚俗震骇。聊托于此，幸后之大力贤人，有以救之也！”（《杜诗解》）这正是杜诗的光彩，但却是中华民族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