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载，东汉和帝年间（89－105），“南海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腾险阻，死者继路。时临武长汝南唐羌，县接南海，乃上书陈状，帝下诏曰：‘远国珍馐，本以荐奉宗庙，苟有伤害，岂爱民之本，其敕太官勿复受献。’由是遂省焉”（《后汉书·和帝纪》）。汉和帝在历史上不太引人注意，从其一生行事看，还算是个比较贤明的君王，单就上面这件事说，就远非唐玄宗所及。汉和帝罢供荔枝的事，很少有人知道，倒是杨贵妃爱吃荔枝，由于诗歌的吟咏、小说的描写、史书的记载，成了人所共知的事。杜甫也曾作诗赋咏，以寓讽刺之意：“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枝。百马死山后，到今耆旧悲。”（《病橘》）
天宝年间，唐玄宗和杨贵妃、李龟年等人，有一回在清元小殿奏乐，当时唯有秦国夫人一人坐着观看。“曲罢，上戏曰：‘阿瞒（上在禁中，多自称也）乐籍，今日幸得供养夫人，请一缠头！’秦国曰：‘岂有大唐天子阿姨，无钱用耶？’遂出三百万为一局焉”（乐史《杨太真外传》）。秦国夫人最后那句话，确实道出了杨氏骄奢的根本原因。有大唐天子作为靠山，还有什么可愁的？“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舞神仙，烟雾蒙玉质。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赴奉先县味怀》）。这几句诗，写唐玄宗和杨贵妃等人在骊山宴乐，是何等豪华的景象。但是，“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尔饮尔食，尽是民脂民膏。对杨氏一门来说，玄宗的赏赐不可谓不慷慨，恩宠不可谓不深厚，但在这种慷慨赏赐的同时，却是对百姓残酷的诛求，这个对杨妃异常多情的君王，对百姓却是极其无情。
安史叛乱后，由于兵戈不息，致使赋税繁重，政府在军事上的巨大开支，理所当然地由深受其害的百姓来承担。当时“科敛之名凡数百，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百姓受命而供之，沥膏血，鬻亲爱，旬输月送无休息”（《旧唐书·杨炎传》）。杜甫作过不少诗，揭露苛政对百姓的危害，如《客从》诗：“客从南溟来，遗我泉客珠。珠中有隐字，欲辨不成书。缄之箧笥久，以俟公家须。开视化为血，哀今征敛无。”据张华《博物志》，南海外有“鲛人”，像鱼那样在水中居住，眼中能哭出珍珠来。这首诗用寓言的形式，比喻当时官府征敛的，都是百姓的血泪。如今百姓被敲骨吸髓，已经一无所有了。又如《别唐十五诫因寄礼部贾侍郎》诗：“萧条四海内，人少豺狼多。少人慎勿投，多虎信所过，饥有易子食，兽犹畏虞罗。”人少的地方已到了人吃人的地步，反倒是多虎的地方要安全一些，语意极沉痛。孔子说“苛政猛于虎”，想不到离开元盛世还没多少年，这种悲惨的景象就已在人世重现。
代宗广德元年（763），杜甫作《为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为民请命：“伏惟明主裁之，敕天下征收赦文，减省军用外诸色杂赋名目，伏愿省之又省之，剑南诸州，亦困而复振矣。”这种呼吁，在他的诗中表现得更加激切：“邦以民为本，鱼饥费香饵。……恻隐诛求情，固应贤愚异。”（《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庶官务割剥，不暇忧反侧。诛求何多门，贤者贵为德”（《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鉴于当时“视民如莠蒿”、“刻剥及锥刀”的现象，诗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令豪夺吏，自此无颜色。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蝥贼。”（同上）
虽然玄宗死了，但那种荒淫的生活并未在宫中消失，后来帝王在继承皇位同时，连同那些恶习也一起继承了。天宝年间，王鉷为讨好玄宗，满足他的淫欲，特置内库，将亿万钱财，贮藏其中，以供玄宗一人挥霍。安史之乱后，尽管国家凋敝，民不聊生，但内库依然存在，壅利行私，以成其匹夫之富。“先帝贵妃今寂寞，荔枝还复入长安。炎方每续朱樱献，玉座应悲白露寒”（《解闷十二首》其九）。杨贵妃虽已在马嵬被杀，但爱吃荔枝的还是大有人在。不仅荔枝，就是“霜橙压香橘”，在宫中也仍然不可缺少。开元末年，江陵进贡柑橘，玄宗在蓬莱宫中种了十多棵，到天宝十年秋结实。以后“此物岁不稔，玉食失光辉”（《病橘》）。经安史之乱，这些橘树都已得病，果实“酸涩如棠梨”，“剖之尽蠹蚀”。杜甫认为：“寇盗尚凭陵，当君减膳时。”在这国难当头的年代，君王自应励精图治，切不可再沉湎不悟。橘树恰好在这时得病，似乎是天意如此，是上天对人世的告诫。但杜甫在“汝病是天意”后，紧接“吾愁罪有司”，这就含有深意了。杜甫担心君王因无橘可食，怪罪官吏，而官吏为讨好君王，又必然会去诛求百姓。故造成百姓的灾难，归根结底，是君王的淫欲所致。最大的蝥贼，还不是趁机渔夺的官吏，而正是肆意妄为的君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