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年间，玄宗在宫中行乐，对高力士说：“对此良辰美景，岂可独以声伎为娱，倘时得逸才词人咏出之，可以夸耀于后。”于是命李白入宫赋诗。当时李白已在宁王处喝得烂醉，到了那里，“取笔抒思，略不停辍，十篇立就，更无加点。笔迹遒利，凤峙龙拏。律度对属，无不精绝”（孟棨《本事诗》）。这就是现在所见的《宫中行乐词八首》。代宗大历元年（766），杜甫在夔州作了《洞房》等八首诗。这些诗，各自独立成篇，但前后照应，意实相关。虽然这两组诗的写作背景不同（李诗作于开元全盛之时，杜诗作于安史叛乱之后），宗旨不同（李诗是行乐之词，杜诗是反思之作），但由于它们体裁相同（均为五律），篇目相同（均为八首），所写内容相同（均为开元宫中情事），因此常被后人相提并论。
有趣的是：李白为取悦玄宗，以清词丽句极力描写当时行乐盛况，但后人却偏说这组诗得《国风》讽谏之体，讥刺玄宗好色而不好德，不听雅乐而听郑声，希望他能停止宴游，关心政事，与民同乐。而杜甫这几首诗，写玄宗沉湎声色，狎近倡优，斗鸡舞马，以此作乐；即使在危机四伏、朝野不安之时，仍沉迷不悟，自以为江山可以永保，欢乐可以常在；直到叛军攻破洛阳，兵临潼关，方才如从梦中醒来，心生忧愁。“洛阳昔陷没，胡马犯潼关。天子初愁思，都人惨别颜”（《洛阳》）。一个“初”字，将玄宗的昏聩、荒淫，极为深刻地表现出来。诗人通过追忆长安的往事、玄宗的淫乐，寓讽刺之意，以见荒乐为丧败之源，淫荡为祸乱之本，有故国黍离之思、物是人非之感，并告诫朝中君臣，正视前车之鉴，以图善后之策。而后来偏有人说这些诗“固无讥刺之意，以为是非具在国史，非臣子所得而私议。至受恩先帝，没齿不忘，深思慨慕，则时有之”（《杜诗详注》引黄生语）。
“宿昔青门里，蓬莱仗数移。花娇迎杂树，龙喜出平池。落日留王母，微风倚少儿。宫中行乐秘，少有外人知”（《宿昔》）。这首诗前四句写玄宗游幸，后四句专写淫荡之事。杨贵妃曾为女道士，故诗中王母即指杨妃；日将落而王母依然留在身边，正是写杨妃的专宠。少儿为汉武帝卫皇后的姐姐，早先与人私通，生霍去病，诗中用以指杨妃姐姐秦国、虢国夫人；少儿凭倚在微风之中，正以喻杨妃姊妹的得幸。当初玄宗与杨妃姊妹在宫中恣意淫乐，外界谁能知道？即使略有所闻，又有谁敢传说？清人吴乔说“子美只《宿昔》一篇，压倒太白《清平调词》《宫中行乐词》诸诗”（《围炉诗话》）。单就情思旖旎、文词俊逸而言，这首诗实不能与《清平调》相比，其长处全在揭露的大胆、讽刺的辛辣。虽然玄宗己经去世，但作为一个君王，其“神圣贤明”还是不容臣民置疑的。像这样将前朝君王的荒淫，毫无顾忌、毫不掩饰地表现在诗中，在过去是罕见的，在后世更难做到。
这样的诗能在杜甫笔下出现，并非偶然。在唐代，因言语触犯君王、从而得罪的人不少，但因文字惹祸的似乎还没有。中唐刘禹锡因参与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新运动，被贬为朗州司马，十年后方才应召入京。当时正是春天，刘禹锡作了一首《戏赠看花诸君子》诗：“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诗中以千树桃花，比喻十年来由于趋炎附势而官运亨通的朝中新贵。当时有些嫉妒刘禹锡声名的人，将此事告诉执政，大肆中伤，但结果也只是以出为连州刺史了事，并未办罪。唐太宗的雄才大度，带来了唐王朝前期空前的强盛繁荣；而国家的强盛繁荣，又使唐王朝能有恢宏的气度，对外吸收各种不同的文化，对内容纳各种不同的思想。安史之乱后，王朝虽已开始衰败，但此风幸而犹在。洪迈说：“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覆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容斋续笔》）这在杜甫诗中表现得格外突出。肃宗乾元二年（759）春，杜甫为庆贺唐朝军队收复长安，作《洗兵马》，在抒写收京喜悦的同时，直指当时扈从诸臣贪天之功，以为己力，攀龙附凤，窃踞高位。肃宗在返京之后，理应励精图治，建中兴之业，却重用李辅国，专宠张良娣，听任二人干预朝政，败坏纪纲，致使叛军未能及时歼灭，留下无穷后患。对此，诗人也在诗中直截了当地指出：“邺城反覆不足怪，关中小儿（李辅国）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忆昔二首》其一）最后一句，竟将当今皇帝怕老婆的隐私，也明明白白地点了出来。这种大不敬的言语，对后世作家来说，是不可想像的。
秦始皇在焚书坑儒的同时，又定诽谤妖言之罪。但秦王朝寿命极短，没等到大兴文字狱，就已灭亡了。汉宣帝时，杨恽因过免为平民，居家大治产业，接待宾客。友人孙会宗作书劝诫，杨恽在答书中有怨怼之词，并作诗：“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以喻朝廷荒乱，自己虽尽忠效节，反被弃逐。宣帝看了，十分恼火，以大逆不道之罪，将杨恽腰斩了。这大概要算是中国最早的文字狱了。不过宣帝杀杨恽之时，尚无因文字起狱的想法。有意识地通过文字罗织罪名，似乎始于北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春，罢吕夷简、夏竦，进用杜衍、范仲淹、韩琦诸人，石介作《庆历圣德诗》，赞道：“举擢俊良，扫除妖魃。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大奸即指夏竦。其师孙复一见此诗，即道：“子祸始于此矣。”后夏竦借事诬其诈死，投降契丹，请开棺验尸，赖杜衍等人力保始罢。但累及妻子，二十年后才得昭雪。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以不满新法，作诗“讥讪朝政”，被捕入狱，险遭不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另外像余靖因作蕃语诗被贬，蔡确由《车盖亭诗》得祸，王观以赋《清平乐》落职，均以文字获罪，载之史册，班班可考。到明、清以后，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统治者气量的日益狭小，文字狱也愈演愈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