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诗话》记载了一则故事：
优人有装为（李）义山者，衣服败裂，告人曰：“为诸馆职挦撦至此。”闻者大噱。
“诸馆职”指北宋真宗时代在中央政府当文官的一批诗人如杨亿、钱惟演、刘绮等，“挦撦”是撕夺的意思，“噱”即笑。这则故事讽刺宋代那批诗人抄袭模拟李商隐诗风，后来很多人都引用过它，并作为贬斥这批诗人的佐证。
当然，这批诗人不甚高明，但也未见得那么低劣，且从宋初诗风慢慢说起。
唐末五代以来，诗歌写得越来越纤巧平庸，姚合、贾岛那种尖新小巧诗风与白居易平易晓畅诗风逐渐合流，形成了一种格局狭小但清新流畅的风气，诗人生活情趣又集中在闲适淡泊的林泉山水之中，写来无非是老一套。北宋欧阳修《六一诗话》曾讲过两个故事，一则说当时有个叫许洞的进士，和九个著名的诗僧分题吟诗，他向诗僧们约定，不许出现“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鸟”之类字，于是诗僧都只好不写了，可见他们生活素材有限，写多了意象必定重复，让人感到似曾相识，千篇一律。二则说宋初盛行白居易体，可是很多人却把诗写得滑脱简利，诗像大白话、顺口溜，如一个官竟写出“有禄肥妻子，无恩及吏民”这样的句子，所以达官贵人“常慕白乐天体，以其语多得于容易”。这两种风气都不利于诗的发展，因此，诗风新变是必然的趋势。
可是怎么变，在当时诗人中并没有特别自觉的意识，于是来自朝廷、官方的一些征兆就特别容易成为诗风的导向。当时那些满腹学问的官僚文人往往在应和酬唱时写些深婉含蓄、语词绮丽、对偶精巧的诗，这些诗在形式上有点儿像李商隐的七言诗，像姚铉的《赏花钓鱼侍宴应制》“上苑烟花迥不同，汉皇何必幸回中。花枝冷溅昭阳雨，钓线斜牵太液风。绮萼惹衣朱栏近，锦鳞随手玉波空。小臣侍宴惊凡目，知是蓬莱第几重”，只不过点缀了些典故丽辞，竟赢得宋太宗的激赏，“赐白金百两。时辈荣之，以比夺锦袍赐花故事”（北宋阮阅《诗话总龟》）。其实，这种诗虽然声律、语词、对仗上都很讲究，但并没有李商隐诗那种深沉的内涵与独特的意脉、色彩与气格，只是外貌相仿而已，可是它一经皇帝赏识、大官提倡，又与诗坛上思变厌熟的思潮结合，便形成了一股诗歌潮流。
真正使这种诗风大盛的是宋真宗时期的杨亿（974－1020）、刘绮（970－1030）、钱惟演（977－1034）等一批馆阁文人，正如当时人所记载：“咸平、景德中，钱惟演、刘筠首变诗格，而杨文公（亿）与之鼎立，号‘江东三虎’……大率效李义山之所为，丰富藻丽，不作枯瘠语。”（《宋诗纪事》卷六引《丹阳集》）当杨亿把这些诗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编为《西昆酬唱集》问世以后，这种被称为“西昆体”的诗风便弥漫开了。
平心而论，“西昆体”对当时疲软衰颓的诗坛是有“强心”作用的，比起姚（合）贾（岛）为代表的晚唐体来，它没有那种细碎狭小的弊病，内涵也开阔些、色彩也明丽些，像把荒疏的小园变成了华丽的殿堂；比起白（居易）体来，它没有那种理俗滑易的毛病，语言精致凝炼些，内涵也深沉含蓄些，像把一间简陋的茅棚变成了雕梁画栋、廊庑曲折的楼阁。像杨亿咏史的《明皇》：
玉牒开观检未封，斗鸡三百远相从。紫云度曲传浮世，白石标年凿半峰。河朔畔臣惊舞马，渭桥遗老识真龙。蓬山钿合愁通信，回首风涛一万重。八句里用了七个有关唐玄宗的典故，并非常精致地把它们镶嵌在格律框架里（像“紫云”对“白石”、“舞马”对“真龙”等），而且这些故事前后相续又表现了诗人对唐玄宗奢侈浮靡导致安史之乱的感慨及对杨贵妃、唐玄宗爱情悲剧的叹息，无疑是很花心思的。再如钱惟演《送客不及》：
桥阔川长恨已多，斑骓嘶断隔云罗。遥山几叠迷朱旆，芳草经时驻玉珂。高鸟可能追夕照，绿杨空自拂微波。短辕白鼻何由得，目送层楼一雁过。把因送客人而没有赶上、空对远去的雁影的感慨凝聚在八句由景物构成的诗里，四层一一叠进，反复吟叹。尤其是五六两句，以远向夕阳飞去的鸟影暗示心灵随客而去的惜别之情，又以杨枝拂波暗示自己羁留难行的惆怅之思，上下远近互相叠变，使人感到诗人伫立远眺时愁苦的心境。全诗重叠回环，结构很精致，无怪乎后来欧阳修、黄庭坚也称赞他们时有佳句。
“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六一诗话》）的确，由于他们的有意提倡与无意引导，北宋诗坛发生了变化，诗开始写得精炼凝重、格局开阔起来了，一代新诗人像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也从这不那么完美的诗风中成长起来了。可是，“西昆体”的弊病也开始显露，由于他们的诗缺乏深沉的情感内涵，因此语言上的精巧便流于形式。
他们学李商隐用典故，却没有学会李商隐如何化用典故。他们不是用感情来融化典故，而是凭知识记忆来堆砌典故，不是用典故来暗示感受与体验，而是用典故来替代某些词汇，不是用典故来表现朦胧迷离的心境，而是以甲换乙，以丙代丁，显示学识。所以，他们的典故不过是一些单纯的替代词，最多是一个浓缩了的故事，并不能产生感染人的力量，构成五彩的诗境，反而使诗变得晦涩堆砌。像他们三人以泪为题的三首《泪》诗，就只是把古来有关“悲”的故事集合起来，什么陇水的呜咽、三峡的悲猿、阿娇的长门之怨、荆轲的易水之歌、卞和的抱璞之哭等，好像是一大堆谜语。
他们学李商隐用丽辞，但这些瑰丽意象与绮艳色彩与诗的情感表现却没有深刻关联，只是对事物进行夸张性描摹，像他们三人的《夜宴》，便是一长串“芳罍”、“飞舃”、“珠喉”、“流雪”、“齿犀”、“柏麝”、“彩凤”、“斑骓”、“华灯”、“裴玉”、“兰芳”、“银潢”，绚丽是很绚丽，但在这绚丽的外壳下却什么也没有，就像万花筒，看上去眼花缭乱，但一经打开就只是一堆涂了颜色的碎玻璃。他们生活太优越，学问也太渊博，可是作为宫廷文人感情却很贫乏，生活也太单调，所以只是在文采上下功夫，在语词上变花样，杨亿《西昆酬唱集序》里说：“历览遗篇，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于希慕。”正道出他们自己的毛病。仅仅靠在古人佳作中汲取“芳润”，仅仅由于仰慕前人而模拟效仿，当然缺少了自己的深沉体验与真挚感情。于是，他们很快就被诗坛抛开了，以致遭到了严厉得有些苛刻的抨击与嘲讽，本文开首那则“优人”的故事就是其中一例。
李商隐很不幸，他独特的风格竟后继无人，无论是晚唐苦苦学他的唐彦谦，还是宋代的“西昆”诗人，都不免画虎不成反类犬，遭受“狗尾续貂”的讥评，就连他称为“雏凤清于老凤声”的韩偓（冬郎），也没有学到他的皮毛。但李商隐也很幸运，正因为这些诗人模仿的失败，证明了他的独特意义，因为从诗史的角度来说，一个天才诗人总是不可复制的。至于“西昆体”，公平地说，它是借了李商隐的诗魂在宋初诗坛上卷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浪潮，于诗风变革不无意义，但它的本身却不值得过分恭维。这与李商隐全无关系，因为当一个诗人把他的诗写出来、传开去之后，这些诗及其风格就与他无关了，可后来有不少评论家竟迁怒于始作俑者，就未免有些泼洗澡水连孩子一起泼出去的味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