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文学史上讲到唐人小说时，大都会提及沈亚之（字下贤）的《湘中怨解》、《异梦录》、《秦梦记》等传奇。可说到唐代诗歌时，却没有一处说到沈亚之的诗歌，这不是有意的疏漏而是无可奈何的阙遗，因为沈亚之的诗流传下来的实在不多。
从杜牧、李商隐的诗里隐隐感觉到沈亚之在唐诗史上并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在杜牧《樊川集》中，专门追思凭吊一个诗人的诗仅此一首，而在李商隐《玉溪生诗集》里，专门模拟他人诗体而作的诗，除杜甫、李贺外，也只有《拟沈下贤》，这就令人追问，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如果沈亚之的诗没有出色之处，这两位晚唐绝顶的诗歌天才会对他如此倾倒吗？杜牧诗云：
斯人清唱何人和，草径苔芜不可寻。一夕小敷山下梦，水如环佩月如襟。小敷山在湖州乌程县西南，《吴兴掌故集》载“唐人沈下贤居此”。当杜牧于唐宣宗大中四年（850）任湖州刺史时，曾专程去凭吊，小敷山下一席梦，使他对久已逝去的沈亚之产生无限感慨。眼望这荒芜的遗迹，青苔布地，小径草长，凝视这玉环一样清澈晶莹、玉佩一样清音叮咚的流水与白色衣襟一样流动的明月，杜牧不由想到诗人的寂寥，所以他才有“斯人清唱何人和”之叹。“清唱”二字，想来沈亚之的诗必定是清迥拔俗、清新秀丽的，而“何人和”三字，则指沈亚之的诗已不为人所重视，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杜牧对这种不合理的湮没颇有不满。
李商隐的诗则是模拟沈亚之诗风的：
千二百轻鸾，春衫瘦著宽。倚风行稍急，含雪语应寒。带火遗金斗，兼珠碎玉盘。河阳看花过，曾不问潘安？这首诗虽然写得并不好，但可以看到里面有一点“齐梁格调”，用清丽的意象来描画女子的体态神情；有一点韩愈等人倡导的“以古入律”，首句“千二百轻鸾”以三、二分音节，读来有些“拗”；有一点中唐五律的形式化意味，中四句对偶以二二一、二二一、二一二、二一二排列，动词都比较讲究，末联又承上拓下，开一层写出。这似乎正是中唐诗人有意对盛唐诗风“陌生化”而上取齐梁、下开晚唐的路数。
沈亚之的诗歌究竟写得如何，从现存的那些诗里已经看不出什么出色之处了。除了“风软游丝动”，“根轻触石轻”，“片片轻花落剪刀”之类尖新秀丽的小巧句子，“蓬烟拈绿线，棘实缀红囊”，“紫陌传香远，红泉落影斜”之类色彩明艳的精致对偶，最值得重视的大概是他诗中明显的仿齐梁风格（如《曲江亭望慈恩杏花发》、《春色满皇州》），偶然的用丽藻典故（如《题海榴树呈八叔大人》）及几首拟楚辞风格的骚体诗了，这些也恰恰是李贺、李商隐那一路诗歌的特色。可惜的是他的诗传世太少而湮没太多（像《韵语阳秋》卷二所引的佳句“徘徊花上月，虚度可怜宵”就不见于《全唐诗》中），所以无从知道他的诗何以称为“清唱”，他本人何以称为“才人”，并被张为《诗人主客图》与卢仝、顾况列于相等的地位。
不过，他的文学见识却是很高明的，在《送韩静略序》中他曾激烈地攻击“仍旧贯”者“裁经缀史，补之如疣”的毛病，批评传统对人的束缚是用一个模子规范天下草木，呼吁人们要允许多样化的自由发展，使草木“夸红奋绮，缃缥绀紫，错如装画，扬华流香，霭荡乎天地之端，各极其致”，让个性“恢漫乎奇态，?纽己思，以自识剪”。所以，他特别称赞韩愈在中唐文学中一扫陈词旧调、自出机杼的意义是：“祭酒（指韩愈）导其涯于前，而后流蒙波，稍稍自泽。”（《全唐文》卷七三五）
显然，他本人也正是唐代文学领域里一个不肯因循守旧的人物，而他的诗歌也自有其创新意义，也许正是这个缘故，他与另一位天才诗人李贺是好朋友。李贺有一首《送沈亚之歌》，称他为“吴兴才人”，并为他有文才却不得中第的遭遇扼腕叹息，而沈亚之也在《送李贺秀才诗序》里对李贺生前郁郁不得志、死后却声名鹊起的命运感到痛惜，说：“余故友李贺，善择南北朝乐府故词，其所赋亦多怨郁凄艳之巧，诚以盖古排今，使为词者莫得偶焉。惜乎其终不备声弦唱。贺名溢天下，年二十七官卒奉常，由是学者争跃贺，相与缀裁其字句以媒取价。”
可是，他作为诗人的命运似乎也不济，生前虽然有声名，死后却湮没无闻，以至于今天文学史里总是遗忘了他的存在或难以判断他的价值。不过，生前有李贺，死后有杜牧、李商隐这三位出类拔萃的诗人记住了他，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沈亚之，字下贤，浙江吴兴人，元和十年（815）进士，当过殿中丞、御史、内供奉。太和三年（829），柏耆聘为判官。当时李同捷叛乱不成，投降唐王朝，柏耆一面安抚，一面与节度使李祐密谋，突进沧州擒获李同捷，诸将嫉妒柏耆，便上表弹劾，唐文宗只好把柏耆贬职，沈亚之也被连累，贬为虔州南康县尉，后来只当过郢州掾。生年卒年不详。有《沈下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