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元和元年（806）白居易、陈鸿分别写了《长恨歌》和《长恨歌传》以后，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就成了诗人墨客津津乐道的话题。
唐代文人既风流又好奇，而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又偏偏很吸引人，一个是至高无上、风流倜傥的天子，一个是宠冠六宫、才貌绝世的皇妃。很难有哪两个人的恋情能引发一场惊天动地的战争，很难有哪个恋人会因为承担战乱的罪责而被自己的恋人赐死，也很难有哪个赐死了自己恋人的人会如此痛苦地怀念恋人一生，直到自己临终仍不休止。而且，再加上几十年来添油加醋、捕风捉影的口耳相传，这就足以使得中晚唐诗人总是心痒痒地要把这个故事写成诗歌了。
不过，这个题材也实在不好写，因为下笔之际，“情”和“理”便会发生冲突，像白居易写《长恨歌》时，他的本意是要“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的，就像他《新乐府》中“鉴嬖惑”的《李夫人》一样。《李夫人》中曾写道：“伤心不独汉武帝，自古及今皆如斯。君不见……泰陵一掬泪，马嵬坡下念杨妃，纵令妍姿艳质化为土，此恨长在无销期”，这也是《长恨歌》创作意图的一个注脚，所以《长恨歌》前半部分对君主的荒淫、贵妃的专宠都有讽刺，对他们所导致的误国致乱也有抨击。但是，对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生死恋情，包括白居易在内的许多人又不能不深深地同情，因此往往在描写时会迷失意图。当白居易用了许许多多美丽的语言与动人的情节记述这一爱情悲剧时，那缠绵悱恻的情感基调就与前半部批判的情感基调发生了冲突，双重主题互相缠绕，甚至对误国的批判也被对爱情的怜悯冲淡；特别是读到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对景伤情，经马嵬驻足不前，回长安深深思念，请道士招致生魂，贵妃取定情物追忆生前情人絮语等一连串美妙的诗句如“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便把人引入一种深深的同情与悲哀之中。最后，“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更把《长恨歌》的“惩尤物”主题变成了对刻骨铭心的爱的深深感动。
骊山华清池，相传杨贵妃常在此沐浴。
“理”与“情”的矛盾实际上也可以说是这样一个矛盾：问题在于把李隆基作为一个要向天下负责的皇帝，还是把他首先作为一个个人。换句话说，就是把李、杨的关系放在政治角度分析，还是当作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的爱情来理解。如果能把这“矛”与“盾”掰开就好了，可惜的是掰不开，李隆基既是皇帝又是男人，李、杨的关系与政治分不开又偏偏是爱情。于是，诗人常常陷入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理纠纷之中。他们时而觉得杨贵妃是祸水，唐玄宗在马嵬改正错误很及时，像刘禹锡说：“官军诛佞幸，天子舍妖姬”（《马嵬行》），郑畋说：“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马嵬坡》），就把责任一古脑儿推给了杨贵妃，似乎唐玄宗在马嵬杀她杀得很对，这就完全站在冷酷而严肃的“理”上，舍弃了人情味儿。他们时而又觉得李、杨很值得同情，尤其想到他们“悠悠生死别经年”、“两处茫茫皆不见”，便感到凄清孤独，于是又不免写道：“徒悲旧行迹，一夜玉阶霜”（张祜《南宫叹亦述玄宗追恨太真妃事》），“明月自来还自去，更无人倚玉阑干”（崔橹《华清宫三首》），这就又偏向“情”的一方，对李、杨的爱情表示赞赏和理解了。
这种“情”与“理”的矛盾始终缠绕在每个诗人心中。但是，由于性格、理念、思想的差异，每个诗人又常常各有所重。理性清朗，总是从天下兴亡角度观察的人则偏于“理”，批判往往多于同情；重感情而且习惯于心灵体验的人则偏于“情”，同情往往多于批判。从杜牧、李商隐所写的有关唐玄宗、杨贵妃的诗，就能看出这两个人性格的分野。
杜牧在这一题材上的代表作当然是《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和《华清宫三十韵》，前三首一咏蜀中用快马为杨贵妃进贡荔枝，一写唐玄宗沉湎于歌舞而引发出安史之乱，一讥安禄山得宠而欺瞒天下之事。后一首则由游华清宫遗迹而追思天宝之事开始，一直写到安史之乱、天下破败，最后以沉痛而严肃的口吻对当年唐玄宗的行为进行了批判。显而易见，杜牧是个理性主义者，他完全站在“理”上反思唐玄宗与杨贵妃的行为。在他理性的剖析下，唐玄宗、杨贵妃的荒淫、奢侈、置国事民生于不顾、养虎贻患的事迹，都一古脑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诗人的愤懑与怨怼也毫无保留地感染了人们，其中写得最好的是第一首：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笑”字和“无人知”下得极好，“笑”是高兴与满意，可是当贵妃笑时，可曾知道这飞驰的七日七夜里累死了多少人与马？而这种用血的代价换来贵妃一笑的勾当又必须遮遮掩掩，于是“无人知”三字便充满了不尽的愤怒。
李商隐写这一题材的作品则有《马嵬二首》、《华清宫》、《过华清内厩门》、《龙池》、《骊山有感》等，和杜牧一样，他也常站在“理”上讥讽唐玄宗与杨贵妃，像“当日不来高处舞，可能天下有胡尘”（《华清宫》），“未免被她褒女笑，只教天子暂蒙尘”（《华清宫》），“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唯寿王”（《骊山有感》），口吻也都尖利得像剃刀，尤其是揭露唐玄宗从寿王手中骗取杨玉环的那几句，刻薄得连宋代人都难以接受。可是，李商隐毕竟是个重于“情”的男子，尽管晚唐那种国势颓危的氛围不能不使他对历史抱有更多的批判意识，对政治怀有更多的拯救情绪，对荒淫误国者含有更多的痛恨心理，但当他面对两个生死分离的情侣的时候，尽管知道他们误国误民，心中那恻隐之心却又油然而生了。《马嵬》二首之一道：
冀马燕犀动地来，自埋红粉自成灰。君王若道能倾国，玉辇何由过马嵬？冯浩注说“两‘自’字凄然，宠之适以害之，语似直而曲”，这话很有道理，这两个“自”字确实包涵了唐玄宗的无限痛苦。他不得已杀了杨玉环，也不得已使自己一片真情化为飞灰，这就和《长恨歌》里哀婉的“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长恨歌传》里的“上知不免而不忍见其死，反袂掩面，使（兵卒）牵之而去”相近，不由自主地起了恻隐之心。再看另一首：
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鸣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杨贵妃墓（陕西西安）
头两句写唐玄宗、杨贵妃此生为夫妇的日子已经过去，来生为夫妇的愿望却渺茫难期，因为海外仙山之说实在难以凭信。三四句则写唐玄宗的孤独，贵妃死后，他在军旅之中只听得梆声惊心，不闻宫中鸡人报晓，今日的清寂与往日的温馨，想起来恍如隔世。接下来，以马嵬坡前六军不发，要求杀杨贵妃的恐怖与七月七日长生殿共指牵牛誓盟的甜蜜组成一个对偶句，于是诗人发问，为什么当了四十年皇帝的玄宗，还不如平民百姓可以保住妻子，偕老白头呢？字里行间，李商隐流露了对这对不幸恋人的同情，在他眼里，没有能力保护自己恋人的人，尽管君临万民，也是渺小软弱，十分可怜的。这样，李商隐便超越了政治批判的理念，使“情”也升华到了一个人性的高度，他可以向人们发问：为什么一个人不能有自己的爱情，尽管他是一个天子，但他也是个活生生的人。
无法评说杜牧、李商隐这几首诗的是非，也无法断然肯定或否定李、杨关系的曲直，因为首先无法判定“理”与“情”的高下。不过，倒是可以从这些诗里窥见杜牧与李商隐的性格与心理，恐怕这重“理”或重“情”的性格不仅要伴随他们一生，还要渗透到他们的诗里，影响到他们各自诗歌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