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乡村生活为题材的田园诗，从陶渊明开始，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流派。大致早期的田园诗，以表现诗人自身的隐居生活为主，并借此抒发清高脱俗的情怀。所以虽是写乡村，跟真正的农人却并无多少关系。比如陶诗中出现的人物，虽然“相逢无杂事，但话桑麻长”，实际是些隐士。到南宋范成大作《四时田园杂兴》，明显地转向以乡村自然景色和农人的日常生活为主，形成一种改变。举一首为例：
新筑场泥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
这种变化，大约与范成大的生活环境有重要关系。他作这一组诗时，已经从宰相的高位上退休，闲居在石湖（范成大号“石湖居士”，即由此而来）。包括石湖在内的苏州西部乡村，是十分美丽的地方。即使比不上杭州风光的俏丽，也别有一种温媚闲淡。这里滨临太湖，大大小小的湖泊、河道交错密布，青翠的小山或断或续，丰饶的田野便舒展于山水之间。得天之利，农、蚕、茶、渔诸业兴旺，农人的生活，自然较别地富裕些。他们固然勤劳辛苦，却也不乏自足的快乐。这种环境，使诗人感受到特别的情趣，便以自己的眼光，去看待农人的生活，写出新的作品来。虽然《四时田园杂兴》也写到官府对乡村的压榨，但更多是反映田园的美好与令人愉悦的一面。
祝允明居住在苏州城内，也常出城游玩。他写的关于乡村生活的诗为数并不多，却有自己的特点。下面是一首《首夏山中行吟》：
梅子青，梅子黄，菜肥麦熟养蚕忙。山僧过岭看茶老，村女当垆煮酒香。
诗读起来像一支小曲，轻快而闲淡，语言似乎未经任何修饰。这种语言风格同诗的情调相适应。诗歌语言的书面程度愈高，读者与诗境的距离愈远，从而造成诗学理论上所说的“陌生化”效果，使人将诗境作为特殊的审美对象来审视。相反，平易的语言，令人觉得这只是寻常的生活景象，很容易投入到诗歌的气氛中。这正是作者所冀求的。从画面的构置来看，与《四时田园杂兴》有明显不同。后者大多是一事一景，本篇则写得更分散。这同样是不经意地写出了生活的原貌，但作者毕竟是有意识的。他散淡的文笔，令人感觉到诗中的一切，是如此轻松闲逸，而忘记生活的紧张，得到情绪上的舒缓。尤其是末句，令人想像在村头简朴的小酒店中，从村女手中接过一碗米酒，是何等惬意。
另一首是《暮春山行》：
山艇出横塘，西山晓气苍。水车辛苦妇，山轿冶游郎。麦响家家碓，茶提处处筐。吴中好风景，最好是农桑。
这是一首五律。按照一般习惯，律诗是最讲究语言锤炼的，古人有“五律如四十尊菩萨，着一俗汉不得”的说法。但祝允明却不管这些道理。颔联与颈联的对仗，为格律所规定，但力求自然，避免警诡，尾联用口语，更越出律诗的常规。这样，就显得散淡。图景也是平常的，不加以强调。“辛苦妇”与“冶游郎”有对照意思，但“辛苦”未至于令人怜悯，“冶游”亦未至于令人厌恶，无非是一些生活的场景。农人勤苦劳作，与世无争，从中也享受到生活的乐趣。
西洋有称之为“牧歌”（Eclogue）的一种田园诗，多表现作者对大自然和乡村的宁静与美景的喜爱。这种牧歌与中国的田园诗并不很相似，但两者有一种共通的意识，就是把上层社会的文明以及整个城市文明，其中人与人之间复杂的关系，看作堕落的表现，认为乡村的淳朴生活更符合理想的人性，更美好、自由。
由此来看，中国的田园诗从以隐士为主体转化到以农人为主体，其实并非出于对农人的关切。就隐士与整个社会的联系来说，并不能真正脱离上层社会的文明。与其把自己打扮成农民的样子，还不如直接描写农民。吴中乡村优美丰饶的环境，便为这种转化提供了条件。但这种描写，不管怎么样努力抹去痕迹，终究是经过诗人的刻意构造，反映着他们生活理想的某个方面。祝允明的日常生活，可以说非常紧张。紧张倒不在事务上，而在思想和情绪上。探究天地宇宙的精微、人生的本原和归宿，追求功名事业的成就，乃至个性与社会的冲突，都令他焦虑不安。作为实际生活的反面，他所写的乡村景象，就出乎寻常的散淡。其实，农人又何尝没有自己的烦恼？他们对城市生活的向往，恐怕更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