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在多方面的限定中生活的。社会规范、习俗，是人们不能不接受的东西；人们怎样选择人生目标，也受到社会共认价值的约制。如果是一个缺乏敏感的人，他会觉得人生本该如此，无所谓外力的驱迫。相反，如果是一个敏感而个性强烈的人，他会处处与外界力量相对抗，这非但造成许多痛苦，而且往往导致悲剧的命运。
文征明则代表了另一种情况。他很随和，并不是一个常常与外界力量相对抗的人；但又很敏感，总是在寻常的生活事件中意识到为外力所驱迫的无奈。随和其实是他对驱迫的顺应。所以，在文征明的诗中，常以淡淡的笔调，夹着几分幽默，几分自嘲，抒写人生的不得已。虽然无法断语这是不是一种可取的处世态度，但可以说是一种颇为微妙的人生体验。
《元日书事》共二首，其中一首说拜年的习俗：
不求见面惟通谒，名刺朝来满弊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
“元日”即旧历新年正月初一日。明人陆容《菽园杂记》载：“京师元日后，上至朝官，下至庶人，往来交错道路连日，谓之拜年。如东西长安街，朝官居住最多，至此不问识与不识，望门投刺。有不下马，或不至其门，令人投刺者。”这可能是关于拜年习俗的最早记载。不过，当时的习俗与现在不同，似乎大多并不与主人见面，只要把名刺（相当于今之名片）投到主人家中就行。据陆容所说，投刺的人有的与主人根本不相识，这显然是拉关系了。
文征明的诗由此而发。这一个元日，又有许多人送来拜年的名片，几乎满屋都是。其实这不过是风行的习俗，常人也就随例而行罢了，他偏偏要想：这许多“不求见面惟通谒”的人，有几个是出于真情？人世间总是假客套虚礼节居多。那么，既想到此，便做个真人如何？却又不妥，因为“世情嫌简不嫌虚”，虚情假义不要紧，礼节上有所怠慢却是得罪人的，免不得“我亦随人投数纸”。
其实不只是拜年的事，人生世间，免不了扮笑脸跟人应酬，免不了违背本愿而依从习俗，说到深处，就是社会对个人的驱迫。任性而行，便是率简成狂，反添许多麻烦，人趋亦趋，想来又是可笑可怜。
下面一首是《行色》：
秋山马前空复横，马蹄不作看山行。悠然回首何处所，先心已到他州城。灯火匆匆鸡一声，贵贱贫富俱有程。相看一语出不得，细雨欲落空江明。
记述行旅的诗在中国由来已久，通常总要说明从何处到何处，描绘沿途风光，抒发思乡之情。这诗却特别，只说一路匆匆之色。开首写马前秋山重叠，但马蹄却走得疾，不容细细观景，从事理说，是人鞭马，马蹄才疾。但人又何尝是主动的？他也是被世事所驱，所以马蹄作为一种外力的象征，反而是主动的了。回首望去，来路悠长，方才所经的村落或市镇，已不知在何处，因而此时心情，又只想着快到前方的州城。到了又如何？又是一个夜晚，又是一声鸡鸣，又是一天路程。看看周围，无论贫富贵贱，各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令人无话可说。只有眼前的江水，是那样的澄明，人来人往，都与它无关。
说起来，人活一世，也是这一般“行色”。不知从何处来，又不知到何处去，就那么急急地赶：读书做工，生儿育女，求名求利，忽忧忽喜，便老死成灰。不过是贫富贵贱，各有一段路罢了。并不是人们真的要到什么地方去，只是不走不行。从前阮籍常驾车漫游，到无路可走，便痛哭而归，留下个成语，叫作“穷途而泣”。那是因为他在精神上不肯随和，总觉得人应该有一条完全由自己选定的路，可是他不知道那条路在哪里，所以他痛苦，他痛哭。文征明则不然。所谓“贫富贵贱各有程”，人生的路不是自己可以决定的，但也要那么匆匆地赶吧！
最后要说的是《金陵客楼与陈淳夜话》：
卷书零乱笔纵横，对坐寒窗夜二更。奕世通家叨父执，十年知己愧门生。高楼酒醒灯前雨，孤榻秋深病里情。最是世心忘不得，满头尘土说功名。
这诗大约写在文征明四十四岁那一年。陈淳是文氏世交之家的子侄辈（所以说“奕世通家”而自称“叨父执”），又是他的门生，中国艺术史上一位成就杰出的画家。师生两人在金陵（南京）的客楼上作长夜之谈，直到二更天，而他们最关切的话题却是“功名”。这一年是文征明第六次参加应天府乡试，仍旧未能中举，心里很不平静。“满头尘土”，并不是写实，而是以行路为比喻，写出自己差不多有二十年为一个举人头衔而奔波，却仍归失败之后的萎顿情态。其实，文征明对举业没有很大兴趣，性情也算淡泊，并且，他在绘画、书法上的成就，在今人看来应足以自慰，绝对比一个举人的功名有价值。但他仍旧不能忘怀于此。因为什么东西最有价值，根本上是由社会决定的。在他那个时代，功名代表最高的价值，不获得功名即意味人生的失败。“满头尘土说功名”，是自嘲，也是自悲，同时又是接受社会价值观对自己的驱迫，并没有就此决绝的意思。
随便从文征明的文集中找出了以上三首诗，却能够从几个不同方面反映出诗人对外力驱迫的感受，他对这一种驱迫的随和态度，以及在随和之中的无奈与辛酸。可以想见，这些内容的诗他是写了不少的。他正是生活在一个自由意识逐渐强化的时代，所以他具有对不自由处境的高度敏感。只是他知道对抗并没有出路，只好顺着走，一面写下这些淡淡自伤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