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花落》是一种民间俗曲，以竹板或鼓打节拍。旧时乞儿行乞，常唱此曲，明清时也有民间艺人用来演出，内容大抵以劝人行善积德为主，兼及描述世俗情态。
据说唐寅常扮作乞丐，在外嬉游。有一则记载说，唐寅某日扮作乞儿，正遇一群文士登山赋诗，便上前开玩笑，要求唱和。诸文士觉得有趣，便让他写一首。唐寅下笔大书“一上”两字，回头便走。从人把他追回，要他写完。唐寅又写“一上”，不肯写下去，说是喝了酒才有好诗。众人大笑，答应给酒喝，但作不成诗，须受处罚。唐寅喝了酒，接书“又一上”三字。众人绝倒，逼他写完。唐寅写第二句，还是“一上”，又讨酒喝。而后一气到底，是一首绝句：
一上一上又一上，一上上到高山上。举头红日白云低，五湖四海皆一望。
这诗不能说特别好。但气派不小，从极俗的词句归结到天高地远的境界，更不容易。不管是否唐寅所作，跟他的诗歌风格确有相近之处。另外，前文曾引蒋一葵《尧山堂外纪》，说到唐寅扮乞儿讨钱，还唱着《莲花落》。那些传闻轶事，都无法证实其真伪。但唐寅落拓不羁，扮作乞丐的事情，未必全是虚构的。在他的诗里，就有几处提及自己“纳衣乞食”的行径，还自以为荣。同时，他对各种民间俗曲，包括《莲花落》在内，显然很熟悉。《唐伯虎集》所存诗作，凡题为“歌”的，共十余篇，都写得浅显如白话。尤其是《一世歌》、《一年歌》、《百忍歌》、《解惑歌》等，专说浅近的做人道理，带有讽世意味，又全是便词俗调，跟一般文人雅士的作品，相去甚远。稍晚于唐寅、嘉靖时执诗坛牛耳的王世贞批评他“如乞儿唱《莲花落》”，主要指这一类俗歌。
《一世歌》同《一年歌》是相互配合的两篇，说人生好光景无多，当及时行乐。前篇开首是：“人生七十古来少，前除幼年后除老，中间光景不多时，又有炎霜与烦恼。”中间发以嘲谑：“世人钱多赚不尽，朝里官多做不了。”最后归结到：“草里高低多少坟，一年一半无人扫。”说完“一世”，再说“一年”：
一年三百六十日，春夏秋冬各九十。冬寒夏热最难当，寒则如刀热如炙。春三秋九号温和，天气温和风雨多。一年细算良辰少，况又难逢美景何？美景良辰倘相遇，又有赏心并乐事。不烧高烛对芳尊，也是虚生在人世。古人有言亦达哉，劝人秉烛夜游来。春宵一刻千金价，我道千金买不回。
两首诗好像在做减法运算：一生中，除去年幼、年老、睡梦、烦苦、冬寒、夏热、风雨、无美景、无情趣，还剩下多少时光可供享受呢？难道值得为任何东西牺牲人生的快乐吗？一句句大白话，竟说得人惊心动魄。
人生短促，世变无常，当及时行乐，这是从东汉年间的《古诗十九首》就开始唱起的古老的调子，在后来的诗歌中，又见了无数次。但是，对个人来说，生命是茫茫的过去与未来之间仅有的一段存在，如何度过它，永远是新鲜的问题。文学总是不断地以具体的个人体验和新的语言形式来表现这一永恒的主题。
唐寅自科举失败以后，曾反复考虑人生出路的问题。他在《与文征明书》中，表示要从事著述，说：“若不托笔札以自见，将何成哉！”这仍是士大夫建树自我的传统途径。但他很快就自我否定了。袁袠幼时与唐寅有过交往，他在《唐伯虎集序》中转述了唐氏的想法：自己已经蒙受耻辱，为伪善的缙绅阶级所不齿，想要立功立言，谋图不朽，只是“徒增垢辱”罢了。“且人生贵适志，何用刿心镂骨，以空言自苦乎！”因此，这两首歌，不能简单地从宣扬及时行乐一面看，还要看到作者对缙绅阶级的叛离态度，对他们的价值观的唾弃。既然自己不再同这个统治阶级站在一起，又何必为不能“马革裹尸”、“立言不朽”而苦恼！由此转向讴歌生命本身的可贵，通过宣扬及时行乐，抗拒社会共认价值对个人生命的强迫。
在等级社会中，不同的等级群体在语言上也各有区别。至于典雅的诗歌，更是中国士大夫的文化标志。唐寅出身于商人家庭，但当他成为“解元”（乡试第一名）时，已经步入缙绅阶级的优秀者行列。对那种典雅的语言形式，他当然熟悉得很。然而，一旦从缙绅的行列中走出来，并且自觉地在思想方法、生活态度上与之相排拒，在艺术趣味上有时也干脆来个大叛离，用自己同样熟悉的理俗歌调从事创作，唱一曲自由自在、犹如《莲花落》的歌。
从诗歌本身来评价，这两首歌自然有缺陷，譬如不够精致、内涵太浅。但作为平民文化对士大夫文化的冲击，仍然有重要的意义。况且它也不是毫无长处。因为用了俚俗的语言，显得自由活泼，对人生的可贵，说得远比前人透彻、清楚。
王世贞是贵胄子弟，本人又是官僚，所以尽管他佩服唐伯虎的才气，却讨厌这样的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