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酿酒的国家之一，有着历史悠久的“酒文化”。而酒与文学的关系也特别密切，在约三千年前成书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有关饮酒的记载就很不少，如：
我姑酌彼金罍。
《卷耳》
饮饯于祢。
《泉水》
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
《山有枢》
朋酒斯飨，日杀羔羊。
《七月》
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
《鹿鸣》
厌厌夜饮，不醉无归。
《湛露》
既醉以酒，既饱以德。
《既醉》
等等。如做粗略统计，大致不下二三十首。可见酒与文学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结下不解之缘。
但是，第一个大量地以酒入诗，抒写情怀，使诗中充满浓郁“酒味”的大诗人，却是田园诗人鼻祖陶渊明。也许因为在他的诗里旷达的性格与饮酒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借饮酒以抒怀，而且几乎“篇篇有酒”，这就形成了他诗歌的独特境界和风格。梁昭明太子《陶渊明集序》说：“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这讲得很中肯，很有见地。
在陶诗中饮酒占据着相当的篇幅，他的“寄酒为迹”对后代影响极大。杜甫《可惜》诗说：“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李白一些描写饮酒的诗篇很明显留有陶诗的痕迹。钱谦益《饮酒》七首，其诗题就是从陶诗来的，无疑受陶诗的影响。这组诗大约作于明崇祯二年（1629）二三月间。这时诗人已再度罢官，情绪颓唐，心境极差。陶渊明辞官归里是主动的，心情十分平静，而钱谦益的罢官是被动的，缺乏思想准备，似乎忍受不了这沉重的打击。思想的反差决定了他们在各自的《饮酒》诗中所追求的境界有着明显的差别。“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等等，所表现的处世态度和淡泊闲适的心情，完全是陶渊明式的，与他人绝不相同。钱谦益虽然也想学陶，但他《饮酒》诗所表露的心迹实在与陶渊明有别，且看《饮酒》诗其五：
世多爱官者，不复知酒旨。亦有爱酒者，不暇计官美。爱酒令人狂，爱官令人鄙。肠烂饮不休，漏尽宦不止。嗜酒与贪官，皆可令人死。我本爱官人，侍郎不为庳。我亦爱酒人，致酒每盈几。今年命大缪，官罢酒亦耻。长啸谢都门，斯可以去矣！
渊明醉归图（明 张鹏）
这首诗典型地反映了钱谦益当时的思想及复杂的心理状态。在陶诗中，出仕与饮酒实代表着两种对立的人生态度，他“不为五斗米而折腰”，耻于作官，终归于田园。“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这可看作他为何“归园田居”的注脚。他一反世俗的偏见，把做官看作“误落尘网中”，在当时颇有反传统的味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一旦实现归隐田园，他感到就像羁鸟冲破樊笼一般自由自在，这是他有了切身体验之后才写出的富有哲理意义的诗句。他的饮酒与归隐在诗歌中是统一的，在《饮酒》诗序中说：“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可见饮酒已成为他隐居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钱谦益则不同，他不讳言自己既“爱官”，又“爱酒”，希图二者兼而得之。《孟子·告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他就是一位想鱼与熊掌兼得的人。“我本爱官人，侍郎不为庳。我亦爱酒人，致酒每盈几”。在这里，饮酒与隐逸已不相干，或者说不过是官场生活之余的应酬消遣而已。所以陶渊明的饮酒与钱谦益的饮酒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两回事。尽管他们两人都嗜好饮酒，但一个志在田园，一个心在官场，他们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可谓南辕北辙。但是，当钱谦益官既做不成，不得已而退隐时，似乎他也想向陶渊明学习，唱起了“归去来”之歌：“已矣归去来，无为叹苒荏。”（《饮酒》其七）但是他心中想做官的欲望并未泯灭，就像历史上那些“身在山中，心在魏阙”的冒牌隐士一样，满怀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得到重用，归隐也就成了通向做官之路的跳板。何以见得？钱谦益这次遭革职之后，长期赋闲在家，直至南朝弘光朝建立时，他再次被邀出山，并担任礼部尚书之职。为了取得高官厚禄，他甚至出卖灵魂，不惜讨好权奸马士英、阮大铖，和他们沆瀣一气，勾结成奸，遭到时人的抨击。
所以，诗的结尾“长啸谢都门，斯可以去矣”，不过是无可奈何的感叹，满腹牢骚的发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