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伟业《悲歌赠吴季子》一诗，以沉重哀怨的笔触描写了清初第一起科场案对无辜知识分子的残酷迫害，曾传诵一时。
何谓科场案？在以科举取仕的时代，成千上万的读书人希冀通过科举考试一举成名，走上仕宦之途。然而每次考试能有几个被选中的幸运儿？于是有的人求官心切，便做出了营私舞弊的勾当，而有些负责考试的官吏，也就乘机贪赃枉法，中饱私囊。一旦遭人告发，就以科场案判罪。它实际上也反映了官场的腐败。不过，其中有的人则因为被人诬告陷害而蒙不白之冤。这种与科举制度俱来的科场案实是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的压迫方式之一。清代对科举试场的检查十分严格，考生人场都要被严密地搜查：所穿的衣服必须拆缝，所吃的糕饼也要事先切开，等等，不一而足，简直令人生畏。但科场舞弊的情况仍未能杜绝，清朝二百多年间因科场案而被杀、被流放、被判斩监候的不乏其人。
近日偶翻清代的档案资料，发现在清光绪年间发生的一起科场案，与新文学的先驱者鲁迅的家庭有关。事情是这样的：光绪十九年（1893），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派人给浙江正考官殷如璋投递书函，其中有五位考生的姓名，并附银票一万两，嘱其通关节以取中。不料东窗事发，周福清被捕入狱，判斩监候，待秋后处决。为了营救周福清，鲁迅家中只得卖家产，四处奔走。周家遭此变故之后，从小康之家坠入困顿。鲁迅兄弟也被迫寄居舅父家，被讥为“乞食者”，这在鲁迅幼小的心灵中抹上一层社会阴影。后经多方营救，周福清终于被释放。从这些记载中，可看到清朝对科场案的处理极其严厉。
吴伟业《悲歌赠吴季子》诗所反映的科场案，发生在清顺治十四年（1657）。这一年，吴伟业的友人吴兆骞参加江南乡试，中举人，有人检举主考官方猷等作弊，朝廷于是决定第二年三月在北京复试。由于复试时考场警卫森严。人心惶惶，紧张的氛围严重地破坏了吴兆骞情绪，致使成绩欠佳，结果他同另外三十余名举人同被黜落。吴兆骞杖决四十，家产被没收，全家流放到宁古塔（在今黑龙江省宁安县西）。吴兆骞字汉槎，因兄弟中他排行最小，故称季子。
参加科举考试，本想荣宗耀祖，谁知却大祸临头，不但自己遭殃，还连累父母妻子一起发配充军。诗人在悲愤之余，便挥笔写下这首非同寻常的赠别诗。诗以悲歌命名，寓意遥深，对挚友寄以极大的同情。全诗以悲字统领，贯串前后，读后动人肺腑，催人泪下。在古代，生离死别被看作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江淹《别赋》有一千古传诵的名句：“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为了渲染悲凉的气氛，诗一开始就开门见山点出主题。“人生千里与万里，黯然销魂别而已。”接着作者联想到山不像山，水不像水，生不能生，死不能死的放逐地，直诉吴季子的无辜受诬：“词赋翩翩众莫比，白璧青蝇见排抵。一朝束缚去，上书难自理。”为吴季子的蒙冤大声疾呼。吴蒙受不白之冤，看来是事实，同时的诗人顾贞观《金缕曲》词亦有“魑魅择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之句，写的是同一意思，可互相印证。然后作者笔锋一转，以丰富的想象，写出宁古塔骇人听闻的寒冷、可怕：“八月龙沙雪花起，橐驼垂腰马没耳。白骨皑皑经战垒，黑河无船渡者几？前忧猛虎后苍兕，土穴偷生若蝼蚁。大鱼如山不见尾，张鬐为风沫为雨。日月倒行入海底，白昼相逢半人鬼。”塞外冰雪肆虐、猛兽横行、半人半鬼的惨象，象征了清朝统治的黑暗。诗人对吴季子的含冤放逐，感到无比的愤慨，虽寄予同情，却又无可奈何，心灵深处发出绝望的呼喊：“送吏泪不止，流人复何倚！彼尚愁不归，我行定已矣！”他代吴季子设想，押送的差役都担心回不来，那么自己此去看来绝无生还的希望。
值得庆幸的是，康熙二十年吴季子经友人营救而放归。据袁枚《随园诗话》卷三载，著名诗人顾贞观当时馆于纳兰太傅（明珠）家，作《金缕曲》两首，以词代书寄吴季子。“太傅之子成容若见之，泣曰‘河梁生别之诗，山阳死友之传，得此而三。此事三千六百日中，我当以身任之’。华峰（顾贞观字）曰：‘人寿几何？公子乃以十载为期耶？’太傅闻之，竟为道地，而汉槎生入玉门关（借指山海关）矣。”吴季子生还之后，诗友们赋诗相庆。诗人陈维崧《喜汉槎入关和健庵先生原韵》写道：“廿年苦语三更尽，万里流人二月还。不信娥眉真见赎，感恩我亦泪潺湲。”欣喜之情，在诗人胸中激荡。遗憾的是，此时吴伟业已作古，未能见到好友的归来。宋荦《吴汉槎归自塞外……》诗有“甫草（计东）寓书感生别，题诗惨绝梅村翁。归来两公已宿草，惟君怀抱犹豪雄”之句，汉槎若读此诗句，自当百感交集，不胜感慨之至矣！
叶廷琯《吹网录》载：“吴汉槎之子振臣，撰《宁古塔记略》一卷，志其父出塞入塞颠末。……书中称其父顺治丁酉秋，获隽变起萧墙，横被诬陷，以戊戌八月赴宁古塔。其母葛日夕悲哭，必欲出塞省视，其祖燕勒公哀而壮之，为料理行计。庚子冬，自吴起行，辛丑二月五日到戍所。”据此记载，吴汉槎的妻子葛氏，是在吴汉槎放宁古塔后，自愿出塞省亲而团聚一起的，这也是中国女性伟大之处。另一种说法，家人是因受牵连一起遭流放的。吴伟业《送友人出塞》诗，就是送吴汉槎之父吴兹受赴黑龙江的，其中有“此去流人路几千”之句。不管这两种说法究竟如何，但都无可辩驳地说明，吴季子一家是和他一起在宁古塔受罪。顾贞观《金缕曲》中有“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比似红颜多命薄，更不如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诸句，虽是宽慰之辞，但也可以证明他们一家都在塞外戍所。吴季子无罪受诬，他的白发高堂和身居深闺的结发妻子更是何罪之有？清朝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残酷迫害，由此可见一斑。